张九成贬谪南安的心态与文风

张九成贬谪南安十四年,受政治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共同影响,其贬谪心态呈现出忧谗畏祸和超脱宁静的特点。贬谪心态直接影响了张九成的文学创作,具有描绘自然、咏物言志的倾向。     

从《天问》《天对》看屈原与柳宗元的贬谪心态

屈原放逐而作《天问》,柳宗元遭贬而和《天对》,从《天问》的叩问到《天对》的作答,柳宗元与屈原在相似的斥逐远荒的贬谪境地中,用"问对体"表现了各自的心灵震荡与强烈的生命体验,体现出二人同中有异的贬谪心态与情感表达方式。     

苏轼贬惠与韩愈贬潮影响比较谈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苏轼贬寓惠州后的思想、人格和业绩都要比韩愈贬寓潮州强。可是,韩愈贬潮后的影响却比苏轼贬惠后的影响大得多。原因是什么?文章从苏轼对韩愈的推崇、遭贬后的地位、韩愈维护正统的儒家思想以及后世历代官员对文物的保护和宣传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得出事实的结论和历史的结论。     

关于《珍珠泉》

那是1980年秋天,我陪《光明日报》资深记者张义德到安宁寻访明朝贬谪到云南的杨升庵遗迹。杨升庵即杨慎,是明朝的状元,贬谪到云南时只有三十多岁。我和张先生到温泉曹溪寺,在那潭不断地冒着水泡的珍珠泉边久久流连。我真想把那些水泡捧起来。此后,“珍珠泉”三个字不断在我的脑     

长吟哀歌 舒泄幽郁——论柳宗元的贬谪生涯与其贬谪文学创作

柳宗元在仕途失意之后,继承古代士大夫发愤著书的传统,用创作来宣泄自己的苦闷、寂寥的情绪,从中寻求慰藉;另一方面他坚持"文以明道"的思想,积极关注现实,用文章来阐明圣人之道,反对忽视内容、只重外在形式的创作。因此,其文学创作才会在流派纷呈、风格各异的中唐文坛独树一帜。     

从贬谪黄州的创作看苏轼思想变化和人生态度

贬谪黄州,是苏轼生平遇到的第一次大挫折,对其人生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他不管受到多么沉重的打击,面临多么险恶的环境,始终胸襟坦荡,彻悟明达,保持着对理想,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追求。与前代带罪远谪的士大夫完全不同,虽然在政治上苏轼是失意的,但在人生处世态度上,他处变不惊,遇事达观,随缘自适,以一颗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在文艺创作上,他始终孜孜不倦,力求超越,没有走向消极颓废的道路,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少年文化经历对柳宗元、刘禹锡南荒贬谪生活的不同影响

刘禹锡与柳宗元都是中唐著名的文学家与政治家,两人的经历极为相似。同登进士第,同由地方调入京城,又都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运动。在以宦官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打击下,成为“二王八司马”事件的主要人物,刘、柳二人又同遭贬谪南方,在长期的贬谪、远迁生活中,二人心情都是忧愤愁苦的,他们将这种忧愤或寄托山水,或寄予怀古,从而极大地扩充了诗文的表现范围,丰富了诗文的深刻内蕴,将唐代贬谪文学推向高峰,也很好地推动了南方文学、文化的发展。虽然刘、柳都历尽了长期的贬谪生活,但由于青少年的文化经历不同,二者在南荒贬谪生活中的心绪与表现可谓大相径庭。柳宗元凄苦愁闷,难以释怀,最后在外迁时抑郁病逝;而刘禹锡则善于在贬谪之地转移和化解内心的愁苦,呈现出愈老弥坚的精神状态。     

解读刘禹锡诗中之“愁”

刘禹锡诗中＂愁＂充当的成分有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之别,他的愁内涵也有差异,有乡愁、友人之愁、理想受挫之愁,在逆境中他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唱出自然界＂秋＂之赞歌,唱出革新者胜利之歌。     

苏轼贬谪后的“自我”维度

满腹才学的苏轼频繁遭贬,佛老思想(佛学及老庄)成为他面对政治失意、仕途受挫、生活落魄困境的精神慰藉,是他找回"自我"维度的精神支柱。所以,他能在一般人很难忍受的贬谪生活中寻得闲适之趣,使人格精神得到升华。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1]乐天,即白居易,其字乐天。[2]巴山楚水,刘禹锡曾被贬朗州(古属楚地)、调任夔州(古属巴郡),此泛指贬谪之地。[3]闻笛赋,《晋书·向秀传》记载,向秀的好友嵇康、吕安被司马氏杀害后。他经过其旧居时,听邻人吹笛,乐声哀切,有感而作《思旧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