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言××＂＂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温总理 “赋诗言志”:彰显中国“诗赋外交”的魅力

“诗赋外交”是指在外交场合通过“赋诗言志”表达立场、传递信息的一种外交话语方式.它兴盛于春秋时期,传承千载,直到今天依旧发挥着它独特的外交作用.温家宝总理在外交场合经常“赋诗言志”,彰显中国“诗赋外交”的魅力,可谓当代中国“诗赋外交”的典范.本文从外交风格、情感沟通、语言感染力、文化影响等四个方面阐述其“赋诗言志”的外交作用与影响.     

挥手之间别情万种——浅析唐人送别诗中的离别之情

如同爱情一样,离别也是诗歌创作中永恒的话题之一。古人因拜师求学、应试赴考、仕宦升迁、军旅征戍或漫游山川等不得不背井离乡,旅途奔波。在辞亲别友时他们往往赋诗相赠,因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送别诗篇。     

《左传》诗谶考

诗谶者,关乎诗之神秘预验之事也。作为中国古代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其完全可上溯至先秦时代。其中,又以《左传》所记尤为典型和特别。《左传》中的诗谶,大致可分为三类：繇辞之谶、歌谣之谶、赋诗之谶。诗谶与原始巫术、宗教思维有关,这三类谶的演化,基本上反映了春秋时期诗谶由宗教世界向人文时代嬗变的痕迹。《左传》中的诗谶,本质上当被看作一种文化叙述策略,其所依据和反映的,正是彼时业已强盛的人文精神。故其诸多之诗谶现象,实为基于礼义德信、民本等思想所作的预验,亦即社会历史经验之显现。     

因文赋诗 以诗解文——自创旧体诗词在文言文教学中的实践初探

文言文是民族语文中一种特殊的语言形态,旧体诗词是民族文化中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语言的演变,在今天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我们已很少见到有人用传统的文言形式去进行写作,但旧体诗词不仅拥有较为广泛的欣赏群体,而且拥有为数不少的新老创作个体。在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旧体诗词有着新诗永远也无法取代的审美价值和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这似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是不祥之言吗

在《三国演义》中,曹操于赤壁大战前夕大宴宾客,横槊赋诗《短歌行》。小说中人物刘馥认为诗中“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是“不吉之言也”。曹操盛怒之下刺死刘馥。     

春秋世卿公族与诗礼名家--春秋十家诗学评说

春秋"赋诗引诗",是中国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表面上公卿赋诗,千人一腔,实则各有特色。本文从春秋众多的赋诗、引《诗》者中,选出最为突出的十家,名之曰"春秋十家诗学",并对十家各自的特点一一予以评说。十家诗学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这个时代"诗无定指"的诗学观念,与寻找主观情志和客观存在之间意义联系的基本思维方式,他们对诗意不汲汲于义例训诂,而是以神遇而不以言求。这种解读方式直接影响到了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诗学研究方法的形成。     

从"行人之官"看赋之源起暨外交文化内涵

古人以赋乃古诗之流。赋与诗结缘，首在赋诗言志。而赋诗应对为行人之职，亦为外交礼仪形式。由“行人之官”赋诗到汉代斌家骋辞的中介是战国纵横家说辞。汉及其后诸赋家尚辞与礼仪重构，彰显物贡、德化与仪典，均渊源于先秦。     

先秦"说"诗与儒家诗"说"

过去，谈论先秦儒家诗学比较注重其伦理性内容，其实从孔子到孟子以致汉代的董仲舒，他们对《诗》的读解有比较浓厚的解释学思想。而这一思想是建立在春秋说《诗》“断章取义”的社会风气上的，当时赋诗者借《诗》言志，听诵者借诗以“观”志，这里的“志”是赋诗者所言之“志”，而非作诗者之“志”。赋诗行为的听者与诵者双方，所凭借的是“以类取，以类予”的思维方式，“类”即是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引譬连类与感发志意)。在战国时期赋诗的语境不再存在，孟子针对“断章取义”之不足提出“以意逆志”的说《诗》方式，但“断章取义”在说《诗》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故有论者提出“诗无达诂”的阐释方式。     

孔子的“言诗”与《毛诗序》的释诗

《论语》中载有孔子与弟子子夏关于《诗经》的对话,称赞子夏"可与言诗"。所谓"言诗",历来理解为对《诗经》义的讨论,从而把子夏言诗作为他通晓《诗经》之本义并写作《毛诗序》的证据。其实,孔子的"言诗"是"赋诗言志"的意思,它在春秋时代是从属于礼乐仪式的说话方法,与后来直接讲解《诗经》的《毛诗序》没有关系。孔子对于《诗经》的所有论述,都是围绕"赋诗"而展开的,而并没有阐释《诗经》之本义。战国以后,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由礼乐仪式转为经典,才产生了企图诸首解释《诗经》的《毛诗序》。但因为释《诗经》者仍未脱离上古以礼乐为治的时代所形成的隐喻思维模式,仍然用发微索隐的方式去理解《诗经》,故使《诗经》的本义长期被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