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价值考量及其限度

在群体性事件中,缺乏制度化的对话机制是导致公众的诉求非制度化表达的重要缘由,民间组织以理性的特质在政府与公众之间起到沟通和协调的作用。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对于满足公众有效获取信息、实现利益整合、促进理性表达和增强民众博弈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只有将其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政治价值。     

数字技术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三重限度

数字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变革,延伸了思想政治教育空间。但数字技术也有着自身局限性,存在一定的边界和限度。因此,在享受数字技术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正向赋能和便利的同时,也需要从本体、认识和伦理三个方面客观认识数字技术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限度,从而更好地帮助我们反思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隐忧,进而助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和发展。     

农村教育促进学生社会流动限度研究

教育具有促进社会阶层良性流动的作用。然而,处于困境中的农村教育促进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功能是存在限度的。本文从农村学生社会流动基础、流动方向、流动性质和流动阶段等不同维度对农村学生社会流动中面临的二难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同时也对西方的教育社会分层理论作了中国语境下的扩展性解释。     

文化差异中的汉英可译性限度

翻译是不同语言字符的转换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在转换和交流中必然会存在内容和风格上的损失。从而导致可译性受限。可译性限度的存在主要是因为语言结构和文化差异,根据教授汉英翻译文化课的实践,探讨和研究文化差异及其可译性限度。以寻求解决办法。     

美国公立中小学校教师表达自由及其限度

表达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与思想自由和行为自由有显著不同。美国公立中小学校教师享有职务表达自由与个人表达自由。教师个人表达又分为教师公言论与教师私言论。教师职务表达受学校教育的使命与学生的未成年人特点的影响而受到严格限制。教师的公言论比私言论受到更大程度的保护,但教师个人表达一旦与学生利益发生冲突,无论是教师公言论、还是私言论,都要受到适当限制。     

论歇后语的可译性限度

歇后语是汉语中特有的一种表达方法.歇后语因其独特的句法结构和极具民族文化特色在翻译实践中备受争议.本文将从语言结构和民族文化两方面对歇后语进行分析,提出歇后语的翻译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国家干预经济限度的法律问题

国家是经济的集合体。国家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各个领域、各个阶段的平衡协调发展,确保各方主体利益的满足和达成,必然会通过多种方式直接或间接调节、干预经济生活。如何对国家干预经济限度这一问题进行法律规范,在进行合法适当干预的同时,又能有效发挥市场经济主体的作用,实现互惠双赢,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从鲁迅《药》的英译本看修辞手法的可译性限度

译文是理解原作的一面镜子。译文能否如实地反映原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原文的修辞手法能否在译文中再现。由于英语修辞历史悠久,而汉语修辞源远流长,各自都具有十分丰富的表达方式,故对修辞手法的翻译一直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译文若不能正确表现原文的修辞手法,就不能准确地表达原文的内容、思想和风格,即使大意差不多,也会削弱原文的语言感染力。为此,本文在分析英语修辞手法可译性的基础上,仅就鲁迅作品中所使用的一些主要修辞格进行分析,旨在说明由于各民族间思想上的共性,所以修辞具有可译性,又由于中西文化间存在差异,所以修辞的翻译存在各种障碍。     

浅议学术自由的限度与学术责任

学术自由是学术领域里一直追求的理念,同时学术自由在理论上是无限制的思想自由,但在实际中却是一种有限的自由。学术责任需要学者在学术自由的限度以内承担学术的责任和学术限度以外的公民责任,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学术权利与学术义务这两个方面都是相辅相成的,都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大学在享有学术自由时必定要对学术负责,即外界赋予了学者行使学术自由的权利,相应的学术也应该承担一定的义务。过去只是过多的强调学术自由,忽视了学术责任的表述,以至于学术责任很难落实。只有承担责任的学术自由才能把大学变得更加积极、有效率。学者在学术自由限度中应该自觉的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促进学术的良性发展。学术自由需要以更多的视角去研究学术自由,以确保学者在承担学术责任的前提下享有学术自由。     

苏共执政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的功能及其限度

在苏共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之中,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是重要内容之一。苏共在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初,充分利用了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资源,这对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对确立苏共追求的社会主义政治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旧社会＂负面合法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于一定的技术手段,营造出民众的阶级意识、苦难意识、翻身意识,在民众对旧社会憎恨的基础上,生发出对新社会热爱的情感。当然,旧社会＂负面合法性＂因受时间和统治绩效的影响,其作用的发挥是有限度的。虽然苏共执政的旧社会＂负面合法性＂在政权建立初期是一种既有效又廉价的合法性资源,但它又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