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技术治理集体行动的实现路径

新兴技术不确定性特征条件下,新兴技术治理如何达成集体行动已成为当前多方主体共同探讨和研究的紧迫问题。单一角度治理方式难以提供有效的解决路径,研究聚焦于网络治理视角,建构了达成新兴技术治理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基于多案例新兴技术治理实践,从治理结构、参与过程、参与影响程度3个角度辨识了达成新兴技术集体行动的12个关键节点,揭示了达成新兴技术治理集体行动的3条实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3条路径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影响集体行动,且路径I是达成集体行动的最短路径。研究发现,达成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是公众参与程度,但其不是充分条件,同时改变治理结构和参与影响程度,在中国情境下可以实现达成新兴技术治理集体行动。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教师学习共同体构建的困境与策略——基于集体行动理论的视角

城乡教师学习共同体的构建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改善乡村教师整体素质与推动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措施。城乡教师学习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仍存在着组织结构松散、价值认同危机和运行动力不足的困境。突破此困境,要构建能够统合城乡教师学习共同体成员个人理性、集体行动和公共理性的方案：即精准抱团,组建小规模异质性的城乡教师学习共同体;形成价值共识,加强城乡教师学习共同体成员的意识形态融合;发挥协同优势,促进城乡教师学习共同体内部的“权力点”流动。     

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问题、机理分析与创新展望

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构建广泛、有序、有效的公众参与基层治理格局,对于丰富基层民主形式、巩固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当中,公众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与政策倡导和治理需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呈现出一种复杂多样的局面。运用集体行动理论的分析框架,可以对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机理进行有价值的分析。理论与实践证明,提升公众参与的治理与成效,必须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通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消解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各种阻滞性因素,实现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经济成本视角下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证建构——以零受案率为起点

法律条文与法律实践脱节的表现之一就是受案率低下甚至是零受案率,当前环境公益诉讼正遭遇如此尴尬局面,原因在于诉讼经济成本的负担对诉讼原告形成了风险倒逼,受害人群体遭遇了＂集体行动困境＂而慎于起诉。因此,在制度设计上,优化分摊诉讼成本,通过＂选择性激励＂,借鉴＂赏金猎人＂制度,让败诉一方承担诉讼费用,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凸显环境诉讼的公益性及实用性。     

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视角的“群体性事件”因应机制探略

基于对我国社会转型期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分析,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因应机制存在权力管制、制度规范和社会整合等三种路径,它们各有自己适用的情境和局限,但三者之间相互协调配合,可以构成一个稳固的综合三角机制。在这个三角机制中,政府不仅可以而且仍需发挥主导性和引导性的控制功能,包括引导和整合社会力量、设置议程与渠道、建设常态反应程序、建构政府公信力、主导话语权等。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困境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以其对集体行动的理论阐释名闻遐迩.他从全新的视角出发研究集团理论,以个人理性作为假设前提,分析了集体行动失效的原因,开创性地提出了选择性激励的解决方案.然而由于其自身意识性的局限,集体行动的理论最终成为了集体行动的困境.     

集体行动的研究传统、类型及其争论

集体行动研究首要的问题是厘清集体行动的基本类型,而对已有研究的再研究并抽离出共识部分可以为划分农民集体行动的类型提供依据.对于中国的整个集体行动类型划分而言,政治信仰、组织化、理性是三个重要维度,但仅就当下中国的农民集体行动而言,由于其缺乏系统的话语体系作为有力支撑,政治信仰还构不成划分类型的重要维度,因此,组织化、理性是划分农民集体行动类型的两个重要维度.因而按照组织化、理性两个维度各自的强、弱程度不同,可以将农民集体行动划分为四种类型.     

论我国企业创新的困境和治理——基于公共经济学的分析

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论证了创新是一种公共产品，仅靠市场调节无法达到均衡状态。提出政府宏观调控的主张。将我国企业集体创新的问题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分析，主要运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讨论了集体创新行动中的知识溢出、机会主义、道德风险以及交易成本等问题并提出对策。     

第三部门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

简而言之，第三部门就是那些非政府且非营利的机构的总称。由于这些机构既不属于公共部门(政府)，也不属于私营部门(市场)，因而被称为第三部门。除第三部门外，目前还有其它一些相关概念也常被用来形容这类机构，比如慈善部门，独立部门，志愿部门，免税部门，社团部门，中间部门，集体行动部门，市民社会组织，非营利部门，及非政府组织等等。     

由风险感知到集体行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社交媒体的摇摆使用与作用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倡导的集体防疫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社交媒体作为公众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在建构风险感知、动员公众参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往的风险沟通研究多集中探讨个体层面的媒体使用、风险感知与防疫行为,缺乏对社会层面的观照;且多将社交媒体笼统考量,难以提出足够有针对性的沟通方案。有鉴于此,论文通过细分社交媒体、风险感知和防疫行为类型,构建了“心理动机-媒体使用-风险感知-防疫行为”模型,在梳理疫情期间公众社交媒体摇摆使用行为及其内在动因的基础上,检验其对个体与社会层面风险感知和防疫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监测、社交、回避等动机会促使公众摇摆使用内容导向型社交媒体和用户导向型社交媒体。从作用机制来看,内容导向型社交媒体可直接影响或间接通过风险感知推动个体采取自我保护行为,并且配合集体防疫行动;而用户导向型社交媒体仅可直接作用于集体防疫行动。另外,社会规范在内容导向型社交媒体使用对集体防疫行动的作用路径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