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革命文学”论争给鲁迅的心路历程带来了巨大影响。在论争中，鲁迅正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式、性质和方式问题：作家的世界观改造问题：文艺与政治、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及文艺的特点等问题。通过这次论争加强了鲁迅对马列主义理论及文艺理论的学习与运用，促进了他的思想的转变，从此开始了他的左翼文化的生涯。     

想象的力量：革命文学生成和精神价值论

上世纪末以来,文学研究出现政治关怀倾向的轮回。从想象的维度重新解读30年代作为重要批判话语的革命文学,革命源自对自由的渴望,革命文学亦源自晚近知识分子在生死之间对现代中国的悲壮想象,作为有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革命文学家和革命文学具有了引领人在逆境下重新开始、创造自由美好生活的乌托邦价值。     

传媒视角与策略分析：《文化批判》对“革命文学”的推动

《文化批判》作为后期创造社“方向转换”时期的重要刊物,试图确立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形态,为青年人的革命实践提供思想武器。文章从文学传媒的视角出发,对《文化批判》推动“革命文学”发展的策略进行了分析,着力从理论与旗帜、出版部与阵地、论战与影响力、读者与互动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多方面考察《文化批判》是如何发挥媒介手段的力量,成功推动“革命文学”在中国发展的。     

1930年代左翼文学内部的文艺论争

1930年代的三次文艺论争可以统称为"大众语运动"。其中前两次属于左翼文学内部的文艺论争。第一次论争规定了新文学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大众化方向;第二次论争则涉及了大众文学的语言问题,焦点在于批判"五四白话",建设所谓的"现代中国普通话"。     

黄药眠创造社时期的小说创作

黄药眠的小说《陈国瑞先生的一群》等作品被视为抗战时期讽刺文学的代表作,但他在创造社时期创作的一批小说却长期湮没无闻。这批作品中,短篇小说《毒焰》、《A教授的家庭》、《工人之家》以及中篇小说《痛心!》、《一个妇人的日记》,它们的内容和主题都烙上了彼时作者生命体验、革命信仰及文艺主张的印记。同时,它们在题材选择、情节模式及主题升华等方面,与蒋光慈式的"革命文学"若合符节,但在书写重大事件、表现革命动力等方面,则与蒋氏革命小说颇有参差,也因此不被当时的读者青睐。然而,这批作品在思想主题、人物刻画、讽刺手法和批判意识等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贯穿于黄药眠小说创作的前后两个时期,也成就了其小说批判现实主义的总体特色。     

论革命文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为了谋求革命文学自身的合法性,革命文学理论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是有其策略的。一方面将革命文学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为新兴的革命文学寻求文学内部的继承脉络;另一方面则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评价为失败、不反帝、反革命的政治运动,为树立革命文学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提供了现实的依据。这种评价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革命文学对新文学的有益探索没有进行积极的借鉴,以政治的标杆衡量文学的发展,暴露了革命文学理论的激进性和排他性,造成了革命文学流于政治口号宣传,创作方面发展严重滞后的影响。     

意识形态与早期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对“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命题背景的考察

把文学与“意识形态”概念结合起来,并直接断定“文学是意识形态”,起于“革命文学”时期。当时称文学为“意识形态”,一方面是由于文学观念的变迁,另方面则因为“意识形态”一词曾在“社会意识形式”的意义上使用。而当它转而指称“意德沃罗基”时,又正好契合了“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对文学实践功能的理论期待。于是“文学为意德沃罗基的一种”的命题,在现代中国本土找到了其生长的理由。     

1927-1930年上海革命文学期刊生存发展策略探析

1927年后,国民政府意识到思想传播的无形性与难控性,开始对出版业实行严密监控.艰难的出版环境使得当时带有革命倾向的文学期刊不得不转变编辑策略,通过审慎选择期刊内容、不断调整栏目设置、频繁更换刊物名称的方式求得生存与发展,以便在特殊的传播环境下对革命文学进行有效的传播.     

左翼文化运动中的"革命文学"之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国家内忧外患,国民党进行文化“围剿”。面对这种景象,在文化界掀起了左翼文化运动,这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思想文化的解放。在这次运动中,以宣传革命文学为主,又对革命文学进行了激烈的论争,指引宣传走向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