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的社会背景与理论资源:20世纪中国文艺社会学进程研究

“革命文学”兴起的最为深刻的根源，在于大革命失败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和政治压力。激进主义的政治思潮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成为推动文坛由“五四时代”的“混同”走向“五卅时代”的“清晰”的内在动力。两个不同的文学口号：“为人生而艺术”与“为革命而文学”，构成“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原则区别与鲜明对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和苏联“拉普”、日本“纳普”理论交织杂糅，是造成创造社、太阳社革命文学理论驳杂纷乱的     

人”和“群”的选择——从文学革命说开去

新文学中的“人”的意识根基并不深厚。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五四”时期“人”的意识的高扬是表层的、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封建伦常意识还存在于民众的无意识层面,甚至成了我们民族的思维定势,伴随革命斗争而来的“群”的意识,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它的导引。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新文学作家“群”的意识取代“人”的意识是不得已所作的“舍鱼而取熊掌”的选择的话,那么,当“熊掌”在握时,就不能再执着于“舍鱼”的选择了     

革命文学家与鲁迅的分歧

为了文学上的意识形态革命,革命文学家们对国内文坛诸多大家展开了批评,他们选择鲁迅作为主要批判对象。革命文学家与鲁迅的分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革命文学家的身份问题。由于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身份,认为只要具备无产阶级的意识就能成为革命文学家;鲁迅则强调革命文学家自身的革命经验对于革命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二是革命文学与时代和革命的关系问题。革命文学家突出强调文学对政治的想象和表达,相信文学是阶级解放的武器;鲁迅则坚持文学自身的审美属性,反对文学被工具化,而且他认为时代是黑暗的,民众也是麻木的,文学暂时无从去表现革命的时代精神,文学也无法承担阶级解放的重任。此番论争为革命文学争取到了初步的生存权,而且革命文学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为现代文学开拓了新的审美空间。     

“革命文学”与“阶级论”文学观的形成

"革命文学"是后期"创造社"提出的对"阶级论"文学观的形成起过巨大作用的创作追求。冯乃超、李初梨、蒋光慈等人丰富发展了这一理论形态。"左联"的成立深化了"革命文学"并对"阶级论"文学观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毛泽东文艺理论体系的形成是"阶级论"文学观成熟的标志,影响了中国文学创作、研究数十年。回顾与重审"革命文学"和"阶级论"的文学观意在启示当前,以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学科更好地发展。     

叶紫后期创作与俄苏文学初探

时代情绪、个性特质、湖湘文化的传统共同造就了叶紫功利性的期待视野,其政治倾向性与其创作个性达到了完美的有机统一.本文从文艺理念、美学品格、小说诗学等方面论述了作家后期创作的拓展与俄苏文学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只是简单的影响和借鉴,而且是在相同思想基础上的共通和响应.     

谈茅盾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观

20年代初,茅盾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提出了表现人生、为人生、为全人类的文学主张。20年代中期以后,他又明确提出文学应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服务的正确主张。他不但批评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的局限性,也批评了文学创作上的“左”倾幼稚病。他与鲁迅等文学巨匠一起,奠定了我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     

朱镜我与“革命文学运动”

本文通过五个方面论述了朱镜我与革命文学运动的关系,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他在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论定:朱镜我不仅是名重一时的社会科学家,而且也是革命文学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重要组织领导者。     

论蒋光慈革命文学理论中的“凝聚化”倾向

作为最早的一批革命文学家之一,蒋光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以"革命加恋爱"小说创作确立其个人特色与地位,而其在革命理论上的具体内容则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诠释,被遮蔽在左翼主流批评话语之下。与风格鲜明的"革命加恋爱"小说相比,蒋光慈的文艺批评似乎显得缺乏新意,多为对苏联拉普文论的机械照搬,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其为数不多的文论中仔细挖掘出属于蒋光慈个人的独特理解。只有立足于蒋光慈所处特定历史语境并充分地考察他对"革命"的个人化的理解,我们才能完整、鲜活地把握蒋光慈及其创作和批评,同时也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他的"革命"概念具有着形而上的特质,是一个具有内在同一性并混杂其他概念蕴含的集合体。     

“悖时”与“趋时”的变奏与共鸣——从路翎小说的心理展现看其创作的时代特质

在革命文学叙事的既定模式中,路翎创作对心理展现和精神探索的极度执迷,使他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显示出颇具"异端"色彩的"悖时"性特征。但从路翎心理展现的实际来看,他与革命文学主潮无论是原则性的观念和价值取向上,还是具体的创作风格和最终旨趣上,始终保持着热烈的响应和密切的参与。"悖时性"和"趋时性"的矛盾、分裂感,在路翎的心理展现中其实以更为复杂的形态将所谓时代特质表现得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