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登上文坛的赵树理和张爱玲

越树理和张爱玲在1943年几乎同时登上文坛。从两人的写作策略、作品问世的过程和面对各界不同的反应所持的态度三个方面来比较两人的成名过程,可以见出：他们的出现显示了通俗文学强大的生命力,他们使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在四十年代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     

论艾思奇实现哲学创新的缘由

艾思奇实现哲学创新的缘由主要是：及时准确地抓住时代课题；进行艰苦的理论创造；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满足人民的需要。     

铁窗里那向阳而生的搏动——论艾青狱中诗的主体意识

苦难造就了艾青的主体意识,这在其狱中诗里表现出来,即对社会现实的深化反思、对个人和国家民族出路的探寻、对自我角色的设计和开拓及价值定位。     

从都市世俗中寻求创作深度——以张爱玲、池莉为中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市民立场为核心的世俗叙事俨然成为文坛主潮,但却一直被某些批评家贬斥为“缺乏深度”。张爱玲、池莉都是奉行世俗叙事策略的典型作家,在世俗叙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文章以两人为中心,剖析都市世俗叙事如何借市民立场这一平台来寻求深度品格,以期能有助于正确认识世俗叙事的存在价值。     

壮丽的升腾--论艾青30、40年代诗歌中的死亡意识

在现实人生的重重困压下，诗人艾青并未就此沉沦。相反的，无论是在艰苦的监狱岁月里，还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密云期和血与火的抗战时期，他始终在精神上维系了一种向上的力量。从濒临死亡时的自觉到把“灰白的自我”消失在“人类的再生”里，到最后“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给时代”，诗人艾青不断深化着对死亡的思考，持续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艾青这只文学的“大鹏鸟”在诗歌的想象世界里终于实现了精神上一次壮丽的升腾。     

艾青的诗艺创造性

20世纪大诗人艾青的诗歌创作的审美意识和艺术追求，主要通过绘画艺术在诗歌中的运用，使诗歌呈现出色彩、造型与构图等“绘画美”，以及艾青所提倡的“诗的散美”理论所带来的创作发展上多向创造的辩析，表现出其在诗歌创作上的艺术审美直觉与理论思考的独特性。     

论艾青的诗学观念及其与大众化的关系

与象征主义诗学观念不同,艾青坚持的是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他关注现实,强调诗的“功利性”,“感觉”只是认识的一种中介。对现实主义诗学观念的坚持以及当时文艺大众化背景的影响,使艾青诗学观念向大众化方向倾斜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但又与诗歌大众化保持有一定的距离。正是在这逐渐偏向大众化的过程中显示出了艾青个人难以避免的诗学矛盾。     

从“赋”、“赋政”本义看《大哀赋》的创作价值

从“赋”、“赋政”本义来看,赋本身具有朝政实用性,赋的产生源于朝政生活的实际需要。烽烟四起、国家危亡之际,夏完淳用《大哀赋》重新承担起了告天子、告天下的赋的社会功用,体现了赋体文学本质的复古与回归。在国家危难之际也用《大哀赋》体现了士子、臣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人深沉的忧患意识。显示了其博大的济世情怀和深挚的爱国热忱,且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让哲学亲近现实—艾思奇《大众哲学》及其现实意义

艾思奇通过《大众哲学》把抽象的哲学理论拉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深深地影响和教育了当时的一大批人。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了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战略思想。现阶段,艾思奇开创的哲学大众化方式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对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宣传普及和贯彻落实具有很强的启发价值和借鉴意义,集中体现在走哲学大众化道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与时俱进五个方面。     

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伦理价值中国化

艾思奇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现实问题的指引下,从“改造世界”的实践哲学出发,通过伦理价值的内在根基重建、无产阶级伦理价值的民族转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价值的中国化,构建了民族解放、民众独立的精神支柱,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和现实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