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雅·释草》中"蒿"之名目考

《尔雅·释草》较为详细地收录了“蒿”这一物种的名目,本文对此作一总结。“蒿”,方言叫作 “鼓”,又可以细分为青蒿、白蒿、牧菣、艾、莪等若干种类,同时,每一品种又各有其他不同的名称。     

张门三才子探析

清代大诗人张船山门生甚众,善掖后学。崔旭、梅成栋、姚元之皆其弟子,在船山悉心教诲指导下,他们在各自领域中均取得了卓越成就,人称“张门三才子”,可与“苏门四学士”后先辉映。     

"克字号"小麦品种产量因素遗传改良的研究

通过对“克字号”小麦不同育种阶段代表品种产量与产量因素遗传改良的分析,研究“克字号”小麦的遗传改良进程,及其优质高产的原因。结果表明:在现代栽培技术条件下,目前推广的品种比地方品种增产近50%(47.1%),收获指数和千粒重分别增加了62.9%和32.5%。90年代以前产量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穗粒重的增加,90年代后产量的提高则主要来源于千粒重和收获指数的提高。     

商山四皓汉初事迹述论

商山四皓为我国秦末汉初四位著名隐士。汉朝建立后,四皓拒绝刘邦的邀请,是因为刘邦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打消他们的心理顾虑,刘邦败在策略上,而不是简单的“四人者年老矣”与“上慢侮人”;四皓之所以接受太子的邀请出山,是因为太子等人采取了合理的策略,四皓也欣赏太子的性格。四皓对于太子之争的平息,符合古代“立嫡不立庶”的惯例,也有利于汉初社会的稳定。     

张继科与王皓的接发球技战术比较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录像观察、数理统计等方法,对我国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张继科与王皓在2011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世界杯的两场男单决赛共计12局比赛中接发球技战术进行分析,从技术、线路、落点、得失分4个维度对比赛中接发球特征与规律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张继科与王皓比赛中接发球都以进攻性技术为主,控制性技术为辅.但王皓控制性技术的使用率高于张继科,而进攻性技术的使用率低于张继科;张继科、王浩接发球技术均以反手拧和摆短为主;张继科接发球线路使用率前三位的是中路、反手直线和反手斜线,王浩接发球线路使用率最多的是中路;张继科在比赛中接发球落点集中控制在中路长球8号位、反手位长球7号位和中路半出台球5号位,王浩在比赛中接发球落点集中控制在中路长球8号位和中路半出台球5号位;王皓在比赛中接发球的得失分率都要比张继科高,说明王皓在比赛中接发球的侵略性、变化要比张继科强,但王皓接发球的稳定性还不够高,失误较多.     

张门三才子探析

清代大诗人张船山门生甚众,善掖后学。崔旭、梅成栋、姚元之皆其弟子,在船山悉心教诲指导下,他们在各自领域中均取得了卓越成就,人称“张门三才子”,可与“苏门四学士”后先辉映。     

王府教官身份与史浩的应制诗

史浩的王府教官身份对其应制诗的创作有重要影响。首先,品学老成、政治可靠是王府教授选拔的两个重要标准,史浩的老成催生了他精粹练达、雍容和平的应制诗风,高宗的亲擢则令其所作多有感戴之语;其次,教授内容上的重德轻艺的特点使得作诗不被提倡,故史浩应制诗的数量较少,且少声色之娱的描写,语言也不涉华丽奇险而略显质朴雅淡;最后,与教授方式上的寓诫于读相一致,史浩的应制诗也能委婉箴讽。在出任建王府直讲期间,其所作应制诗中,抒情言志有所加强,对建王与皇孙皆有影响。     

唐崔安俨鸳鸯志研究

唐崔安俨夫妻墓志是一对形制特殊的鸳鸯志,崔安俨夫人李氏的墓志篆刻于其夫君墓志盖的底部。以崔安俨鸳鸯志的志文疏证为基础,探讨这对鸳鸯志特殊形制的成因,有助于了解我国古代墓志尤其是鸳鸯志的发展过程。     

金榜题名连“四元”的保定名人——崔元翰

崔元翰是整个中国科举史上仅有的两个"四元"之一,状元及第后,成为学者型的官吏和文士,其为官贤良方正、直言敢书。为学则博学多才,在唐代141名状元中只有他和王维列入《旧唐书.文艺传》,其学术文才可见与王维不相上下,故人称有"典诰之风",尤其是其女崔莺莺的浪漫传奇故事更使其在文学作品中卓著。     

被狼吻的“花间美人”——从《西厢记》中崔莺莺说开去

王实甫《西厢记》中的千古美人崔莺莺只不过是想象世界里的一个虚幻的美人神话 ,是艺术家充分理想化的产物。红颜薄命、“自古美人遭狼吻”这才是美人历史的本来面目。本文笔者站在女性主义文化思维的视点上 ,试图用别样的眼光———即撇开《西厢记》的文学史或美学方面的研究 ,而仅仅借《西厢记》中的美人 (崔莺莺 )的故事为由头 ,来思考一些关于“美人”的文化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