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成本管理

依据投入产出分析的方法原理和企业财务成本核算的规定,提出了一个有别于现有实物型和价值型投入产出表的新型的企业成本投入产出表,构建了一个简便实用的企业成本投入产出模型。     

新《企业所得税法》中生态性条款的动静态评析

2008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中的生态性条款,经历了动态的历史发展,正在形成其自身的静态结构,并很可能将要有更广泛和更深化的进步。本文从动静态两个角度评析生态性条款,论证其对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作用,探讨其目前仍然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稳中求变？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缺乏清晰的战略目标和实践路径、统一的转型认知以及连贯的转型战略仍是大多数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所面临的重重阻碍。鉴于此，利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试图从高管团队稳定性视角，剖析组织层面的主观能动性在破解数字化转型困局所发挥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团队的技术熟悉度正向调节高管团队稳定性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负向调节高管团队稳定性与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随着股权集中度的提高，技术熟悉度对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增强效应将会削弱。研究结论不仅加深了对高管团队稳定性影响企业决策的认知，而且为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指导。     

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商业模式创新作为企业重塑价值创造、交付和获取方式而实施的变革，在数字经济时代备受政府和业界关注，但既有研究对此却鲜有涉及。基于2013--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了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驱动机制差异以及情境调节因素。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第二，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因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作用。第三，战略激进度在企业数字化与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对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却并不显著。本文丰富了关于企业数字化后果的文献，亦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提供新的决策依据。     

海归高管与企业创新效率:助力还是阻力？

以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三阶段DEA模型从技术研发和转化两个阶段测度企业创新效率并分析其与高管海外经历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海外经历能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且不同学历层次和专业背景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具有明显差异。进一步研究国有属性和风投注资视角下的影响差异,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在国有企业任职更能发挥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在有风险投资进入时,具有经管专业背景的高管更能发挥自身优势,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企业地产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基于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动机分析

当前，中国实体企业利润持续收窄，实体企业纷纷转向投资房地产。本文发现：地方政府经济考核压力以及财政需求，是驱动实体企业进行房地产投资的重要因素。此外，宽松的货币供给，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的偏好，为从事地产投资的实体企业提供了充足的金融资源，进一步推动了实体企业强化房地产投资的强度。从实体企业房地产投资影响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来看，本文发现：房地产投资活动具有明显的”挤占效应“，而无法对企业的资源起到”挤入“的功效。本文基于“驱动—传导”机制，对“实体企业房地产投资—技术创新”活动进行了全面的实证检验。     

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企业规模质量与政府补贴-——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应用面板门槛模型验证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是否随企业规模质量水平而变化,并将全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大区域,以此来比较分析这种影响的地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在以企业规模质量水平为门槛变量时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作用效果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并且这种门槛效应具有一定的地域差异性,对于全国省份和中西部省份具有双门槛效应,对于东部省份具有单门槛效应。研究结论可以为我国在新时期更加合理地配置资源和指导高技术产业发展方面提供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