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日语课程教学法探究——小议直接法与讲授式教学法之利弊及互补的可能性

近年来,随着中日经济、文化层面的交流日渐深化,高校中日语教育的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在师资充裕的条件下,日籍教师已不单纯教授口语、视听、写作等课程,也普遍地担任起精读课的教学任务。众所周知,精读课是培养＂听说读写译＂五种能力的综合性课程,而且,其与母语有着难以切断的联系。由此,备受外语教育界青睐的＂直接法＂出现了局限。到底在高级日语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直接法与讲授式教学法各有着怎样的利弊呢？笔者将在自身有限的教学经验下尝试对两者进行比较,并探讨其互补的可能性。     

基于服务外包专门用途的高职日语听说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学习外语是为了更好的交流,多元化的价值观和日益增多的人际交往使得沟通变得愈加重要。可以让对方理解的、成功的语言交际需要人们具备完成任务的能力和跨文化理解的能力(包括通过接触多种文化开拓眼界,理解并尊重其他文化)。传统的日语听说教学关注学生词汇、句型的掌握等,教学内容侧重日语能力考试的听力训练,也就是语言知识本身的掌握情况,新的教学理念要求侧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语言应用能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能力以及学生的一般素养。本文在分析目前高职日语听说课程教学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专门用途英语理论,提出日语听说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一些建议。     

日本小学综合性学习活动的实施特点及其启示——以东京都大田区矢口小学六年级“新矢口渡调查”为例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综合性学习活动的实施及价值备受关注。本文以东京都大田区矢口小学六年级的新矢口渡调查为例,通过对矢口小学六年级学生新矢口渡调查活动的组织、实施及评价过程的考察,分析了日本小学综合性学习活动的特点,以期为我国中小学有效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提供必要的参考和借鉴。     

日本随笔与中国现代散文的走向

本文重点探讨了日本随笔对于中国现代散文两条路径的影响，一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平和冲淡的美文走向，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匕首”“投枪”式的杂文体式。通过日本随笔对中国现代散文影响的考察，凸显了日本随笔在世界散文史上的地位。     

中日“樱花”意象比较研究

将樱花纳入文学与文化的视野加以考察分析，发现中日两国文学作品中的“樱花”意象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中国的“樱花”意象是樱桃文学大力发展下的产物；而日本的“樱花”意象则有其自身发展的源头，虽然在演化过程中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很快又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色。中日两国诗人对樱桃、樱树和樱花、樱桃花的认识与分类都是模糊的。而两国诗人对此意象的不同处理，又体现了不同的民族审美。     

论英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双重使命

太平洋战争初期，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被摧毁，英国对日宣战，英国从消极抗战到有限参战，到战争结束时积极抢占东南亚殖民地，表现出英国参战的双重性。英国最初想借美国之力夺回自己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后又担心被美国取而代之，因此英国一直在对日战争中走钢丝，经中美英三方不断协调。才最终确立了英国在东南亚战场的责任，但英国始终把重返东南亚作为其参战的条件，使它的对日作战打上殖民主义烙印。     

21世纪日本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21世纪日本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教育、劳动教育、个性教育以及国际化教育。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引发对我国当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朝鲜通信使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东亚历史中,朝鲜通信使不仅承担起＂传通讯问＂的外交使命,而且客观上同时充当了中日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他们通过与日本文人诗歌唱和、笔谈、书信等形式,间接地源源不断地向日本传播着中华文化。在闭关锁国的日本江户时期,中日文化直接对话交流的机会不多,朝鲜通信使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其重要作用不容忽视。     

言说空间的折叠：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隐喻——以赖和、杨逵、吴浊流为例

隐喻是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一种重要书写策略和修辞方式。通过以赖和、杨逵、吴浊流三位台湾作家的代表作为研究对象,从作品命名、文本情节、小说人物和事物等角度阐述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隐喻形式,并对这一修辞行为的历史语境作了考察。     

日文版民国方志与中国方志“概述”体例——以民国日文版《山西省志》为例

当代中国方志研究的专家都认为,1937年出版的由黄炎培主纂的《川沙县志》首先在民国方志中使用了"概述"的概念,而新编地方志的"概述"体例就是借鉴黄氏的局部"概述"理论而发展和完善的。其实,这个说法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探讨。早于黄氏方志17年,即1920年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出版的日文版《中国省别全志》不仅在每个省志中都设有专门的总论即概述编,而且在有关章节目中也设有概述及无题小序,对方志概述在志书中的运用作过系统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该省志系列的第十七卷《山西省志》即为可靠例证,应该说,日文版民国方志最早使用了"概述"的概念,民国方志的"概述"体例也是由日本方志界探索和创造的,目前所有权威著述中关于"概述"篇设立是新编地方志的重要发明创造的说法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