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批评研究真伪现象探究

最近几年,鲁迅先生的做人与作文逐渐成为评论的焦点。从近几年鲁迅研究的书名出发,以鲁迅的＂骂人＂的真真假假为例,探讨鲁迅的做人与作文之间的矛盾,读者应该正确看待鲁迅研究中真伪现象;鲁迅批评研究应注意兼顾多面的事例,尽可能持平,实事求是,而不应该根据既定结论来筛选和操纵证据,故意误导读者。     

鲁迅与本雅明眼中最理想的翻译

鲁迅和本雅明是生活在同一时代,不同国度的两位著名学者。他们在最理想的翻译问题上所持的观点非常相似：借助外国语言来深化本国语言;主张透明的翻译,反对过度归化。他们持有相似观点并非偶然,然而表面的相似也隐藏着各自理论思想的差异。鲁迅和本雅明生活的历史背景、所持的语言观、翻译观存在差异和相似形,同时也折射出各自眼中理想的翻译。     

从《平凡的世界》解析路遥受欢迎的原因

著名作家路遥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至今依然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究其因,一方面是读者对路遥“用生命写作”和“为读者而写”人格的尊崇,另一方面是读者与《平凡的世界》中所蕴合的对苦难的抗争与超越、对道德的呼唤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追求等精神意蕴产生的强烈共鸣。     

含蓄的爱 隐忍的恨——从《我的兄弟》到《风筝》

鲁迅的《风筝》一文通常被认为反映了封建残余的宗法思想对儿童“精神的虐杀”以及作者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但是,《风筝》与鲁迅早在1919年发表的文章《我的兄弟》相比不难发现,这两篇文章是对同一素材的书写——都是关于孩提时代破坏小兄弟放风筝的故事。鲁迅对同一主题在几年之内的反复写作,并非偶然,行文之间的细微差别反映出他隐秘的情感,即文章构架的兄弟之情是对现实生活中周氏兄弟翻天覆地的手足关系或多或少的影射。从两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及写作内容两个方面剖析,可以从“我”对“小兄弟”的情感变迁窥探到周氏兄弟隐秘的情感变化,从而揭示出鲁迅从“含蓄的爱”到“隐忍的十艮”的曲折心路历程。     

庐剧的地方特色及审美价值初探

庐剧无论在语言、唱腔风格还是表演形式上,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较高的审美价值。民间艺人一方面通过庐剧诉说黎民百姓的悲苦命运,另一方面也将坚忍、豁达和乐观的性格元素融入了剧作和表演之中,于是庐剧就形成了以寒腔悲调为主,又带有某些幽默诙谐的成分和戏谑性的表演形式。     

相异而相通——陆学与禅学关系管见

对陆九渊心学,不能简单地评断为＂全是禅学＂,也不能认为它与禅学毫无联系。陆学与佛教的禅观之学在理论旨趣、修养风格、理想境界等方面既相异,又相通。     

屠格涅夫和鲁迅知识分子小说比较论

屠格涅夫和鲁迅是两位自觉"以小说参与历史发展"的小说家。屠格涅夫以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勾勒了19世纪40至60年代俄罗斯的"社会编年史",鲁迅则以几类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深刻地反思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史和民族命运。在艺术手法上,他们也存在着异同。     

孔氏南宗与“鲁郡吾衍”

衢州因有南孔家庙与南渡的孔氏族人而成为宋元之际江南的儒学文化中心,被时人称为"阙里""洙泗""南州之洙泗",南宗族人也被称为"鲁东家"。吾衍是元代的衢州开化人,自小受到南孔文化的影响,有较深的儒家文化情结,出于文化寻根而自称为"鲁郡吾衍"。     

冯班及其《钝吟杂录》

冯班为明末清初知名学者,其著《钝吟杂录》通过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对程朱理学的空疏之弊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体现出强烈的反理学思想倾向,对研究明清之际的社会思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周作人视域中的陆游及其他——从1937年的《老学庵笔记》谈起

周作人出于对《沈园》二绝句和散文随笔的喜爱,结合时代语境,巧妙传达了自己的好恶和倾向———弃置了先前凭吊式的历史感发,不再过分专注对真性情的感动与对"幽怨之情"的强调;对陆游"国防诗人"的头衔不以为然,实则对"国防文学"进行回应,间接声援鲁迅,展露其一贯的批判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