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载史、贵在平淡——简论清朝乾隆皇帝对云南西南边塞诗歌的贡献

清朝乾隆时期,中原王朝三次征伐缅甸,从征的文人学者不少,留下了一批璀璨的边塞诗歌,其中又以大清乾隆皇帝的诗歌犹有特色,他的诗歌以诗载史,平淡自然,对我们今天研究云南古代军事、历史和诗歌艺术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旧志《列女传》与古代客家妇女命运的观照——以乾隆《汀州府志》为例

旧志《列女传》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文章着重考察乾隆《汀州府志.列女传》,以此来观照古代客家妇女的悲剧命运,剖析了造成女性整体悲剧命运的根源,揭示了封建礼教的罪恶。     

乾隆帝与藏传佛教中的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是藏传佛教中的第一菩萨,主智慧,地位极高。西藏称呼中原皇帝即为“文殊大皇帝”。清初诸帝对藏传佛教实行既推崇又限制的策略,至乾隆朝,乾隆帝被视为“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世圣王”,他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比较圆满地解决了中原与蒙藏地区的民族关系。     

试论乾隆少年时代的佛教观——以《乐善堂全集》为中心

乾隆帝少年时代便密切接触佛教,通过同章嘉三世的交往,深刻领悟了佛教文化;在与超字辈僧人同参法会的过程中,逐渐了解了上层僧人的趋炎附势,对其投机钻营的行径产生了厌恶之情;而在他少年时代的诗文集《乐善堂全集》中,其对佛教寺庙的喜爱,对闲适生活的向往,对参禅悟道高僧的尊重多有描写。从这些诗歌中可以推断：弘历少年时代形成的佛教观具有理想主义倾向,这无疑影响了他即位后施行的佛教管理政策。     

福康安与乾隆末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

乾隆末的中安宗藩关系屡经波折,频受考验,至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更跌入深渊,见诸兵戎,中安宗藩关系中断近两年之久,成为清代中安关系史上的一件憾事。但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双方友好交往的愿望是真诚的、强烈的。因此中安宗藩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于乾隆五十五年解冻回春,全面修复。但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非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力肩重任,秉乾隆之命,实心办事,确立务实的安南问题处理方针,与阮惠进行外交斡旋,打破僵局,在保存清朝颜面的前提下赢得了和解,并促成阮惠进京展觐祝厘,且一路陪同,辛苦万端,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将中安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乾嘉学派与《四库全书》

乾嘉学派和《四库全书》都是清代学术文化发达的重要标志,并共同构筑了清代学术之辉煌。本文试探讨两者之密切关系,从而析见乾嘉学派对《四库全书》这一“千古巨帙”的作用与贡献,以及它对清代和后代学术发展的影响及其时代特点。     

试论准部平定前后乌鲁木齐社会变迁

清代在乾隆朝最终实现天山南北的统一,并在战后实行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强对天山南北的管理,其中北疆社会在这个时期发生的社会变迁尤其明显。本文选取乌鲁木齐地区为讨论范围,从社会管理、人口迁移与民族构成、经济结构、文化等方面展开论述。     

以"修理海塘"来讨论《石头记》定稿于乾隆二十七年以后

在《石头记》第十六回的赵嬷嬷的讲话中,“修理海塘”与“预备接驾”是联系在一起的。赵嬷嬷的原型是傅恒的乳母,她能看到的南巡,只能是乾隆年间的乾隆帝南巡。在清代历史中,与“修理海塘”联系在一起的“接驾”专指接“南巡”之驾。甲戌本第十六回回前总批写道:“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红楼梦》的作者只能看到乾隆帝的南巡。乾隆二十七年三月乙未,乾隆帝首次“幸海宁阅海塘。”《石头记》至早定稿于乾隆二十七年以后。     

乾隆与嘉庆时期粉彩瓷的比较研究

本文主要论述乾隆时期的粉彩瓷与嘉庆时期的粉彩瓷,通过其题材、装饰、造型及工艺方面的比较,进一步分析粉彩瓷为什么从巅峰到衰落的过程及其原因。     

乾隆时期的安南政策研究

无论是乾隆中前期,还是晚期,清廷同安南关系仍未突破中国传统宗藩关系旧模式。乾隆中前期清廷对安南内乱的不干涉政策和对边界争端的羁縻政策,固能体现出清廷对周边国家的友好态度,但却更多体现为＂天下共主＂的＂上国＂心理。乾隆中后期双方冲突,以及清廷对安南阮氏王朝的最终承认,主观上虽不存在宗主国中国对安南内政进行干涉的心理,但客观上却构成了事实上的干涉。概而言之,这一政策既在清代中越交往史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又有其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