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载史、贵在平淡--简论清朝乾隆皇帝对云南西南边塞诗歌的贡献

清朝乾隆时期,中原王朝三次征伐缅甸,从征的文人学者不少,留下了一批璀璨的边塞诗歌,其中又以大清乾隆皇帝的诗歌犹有特色,他的诗歌以诗载史,平淡自然,对我们今天研究云南古代军事、历史和诗歌艺术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清代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方法论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对我国传统史学作了一次全面考证和重新诠释,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的治史观念.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观念,并非仅仅表现在考据方法和治史特征层面,更主要是规范和影响他们治史实践活动的学术理念,具有极其深刻的历史考证方法论意义.     

《钦定康济录》的刊刻和流传

《钦定康济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皇帝钦定并颁布全国的荒政史籍。清代自然灾害的频繁、荒政制度的完善和荒政史籍的丰富是《钦定康济录》产生的原因。该书的产生经历了清陆曾禹编《救饥谱》未刊,到倪国琏检择进呈给乾隆皇帝,最后被乾隆钦定刊刻,颁布全国三个阶段。颁布后,被广为流传。     

乾隆年间治理替考舞弊的历史经验

替考是常见的舞弊形式。清代乾隆年间,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替考舞弊凸现成为考试大弊。为此,清政府将清除替考舞弊作为治考的重点,大力开展清查活动。就其治理效果而言,严查究治之效显著,每次都打击了替考舞弊,保障了考试的顺利进行,但最终结果不仅未能绝其根株,反而使替考舞弊有增无减,更加频繁。这两种对立的效果,为后人治考并探讨清除替考舞弊的有效途径提供了借鉴。     

经世致甩传统与乾嘉时期的历史编纂学

在中国史学史上,经世致用思想源远流长。然而其内容和参照系,却因时代不同而表现互异。各个历史时期经世致用思想的演变,直接影响着历史编纂学的内容和形式,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乾嘉史家编撰史书,注重考辨史料真伪,撰写考史札记,而不在于编纂大部头叙事著作。客观地说,清代历史编纂学及其成就,与汉唐时期相比各有千秋,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不应彼此轩轾。     

舒本的底本形成的时间下限可为乾隆五十年

不可忽视舒本。舒元炜之序写于乾隆五十四年六月上旬,地点在北京。舒本是原抄本．而非过录本。舒元炜只是作序,当时的收藏者是玉栋。玉栋就是舒元炜序中的“筠圃主人”,原姓姚。是藏书家,乾隆五十四年正闲居在北京家中。舒元炜序中两提“当廉使”。“当廉使”或为当保,当保卒于乾隆五十年十月。“当廉使”或为陆耀,陆耀卒于乾隆五十年六月。无论“当廉使”是当保还是陆耀,“当廉使”皆卒于乾隆五十年。“当廉使”去世的时间,早于舒元炜为玉栋所藏《红楼梦》写序的时间,为我们探讨舒本的底本形成的下限时间提供了契机。舒序云“君先与当廉使并录者,此八十卷也”,就是说玉栋以前和“当廉使”一起抄录“这部”八十回本的《红楼梦》。因此,舒本的底本形成的下限可为乾隆五十年。     

从乾隆朝东南督抚贪腐案看海疆社会经济秩序

清代东南诸省在开禁后与海外世界的接触逐渐增多,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东南督抚因担任海疆守土重任并兼管海关等事,事巨权重。乾隆后期一系列东南督抚腐败案件的连接出现,其反映的不仅是吏治问题,也涉及社会经济制度和环境等问题。督抚贪腐所得及其投资意向乃至消费习惯等都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钦点天下第一楼——乾隆与天一阁独特关系探析

本文考证了乾隆对天一阁藏书楼由无知到知悉到赏识到极力推崇的认知过程 ,分析了天一阁得以独享恩宠的原因 ,及天一阁典范意义对后世藏书事业的影响     

傅斯年史学思想的主要源流之探讨

傅斯年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其史学思想的主要源流是：一、继承传统乾嘉考据学思想；二、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思想。他将两者加以融合，找到了中西史学的结合点：强调直接材料，从而使西方的史学理论、科学方法移植于中华传统史学的沃土中，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转型，反映了中国新史学发展的方向。     

段、顾之争的若干问题及乾嘉时期校勘理论的发展

乾嘉时期,段玉裁和顾广圻在文献校勘问题上产生了一场影响很大的争论,顾广圻主张“不校校之”,段玉裁主张“定底本之是非与定立说之是非”。关于这场争论,后世或是段而非顾,或是顾而非段;或认为是吴、皖两派校勘家的门户之争,或认为是对校、理校的校勘方法之争。实际上,段、顾之争只是方法论上的不同,并没有对立性的分歧,不能断然当成是吴、皖两派校勘家之间的对立。段玉裁“定底本之是非”的原则顾广圻也在用,顾广圻“不校校之”的理论段玉裁也是认同的。段、顾之争直接推动了清代校勘学理论的发展,卢文招的“两通者但注其下”的原则,王引之的“三改三不改”论,都是这场争论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