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尺牍的艺术特色

苏轼的尺牍促进了尺牍向文学化、审美化和自主性的方向发展,独具特色:行文圆美流畅,平淡自然;表情幽默谐谑,真诚坦率;用语绝少藻饰,简洁生动;移情于物,意境空灵。     

试析苏东坡的出入世思想及其散文创作

解读与浅论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的苏轼,是如何把儒家的入世思想与释老的出世思想融会贯通合而为一,以及该思想对其散文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影响。     

“自是曲子缚不住者”——东坡词论钩玄

东坡词论是其整个文论系统中的一部分。强调作词首先要对国、对民负责;主张协律而不为律所缚;喜爱豪放但也不轻薄婉约;仍然摆脱不了词小诗大的传统观念;以“清丽”为其词风的美学追求。     

解读神童苏福的诗

该文概述明代潮籍神童苏福存世诗歌概况,解读分析苏福的诗歌创作成就,指出苏诗在内涵上表现追求功名的执着与壮阔高远之志向,有关人生无常的感叹与怀才不用的不平,还有咏月诗所表现出来的才思情致,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总体诗风豪纵、瑰奇、典丽,其表现艺术既纯熟而又不拘一格,往往独出心裁,取意新异独到,比喻切当妥帖,语言生动鲜活,神韵自然悠远。     

苏辙《春秋集解》以史传经初探

北宋《春秋》学以争论褒贬、臧否义例为主潮，滔滔汩汩，席卷天下之际，苏辙《春秋集解》特出其间，以矫俗规过为著书旨趣，极力诋斥孙复诸家“以意说经”之穿凿钩深。家学、庭训、地域文化与学风世俗之激荡触发，于是蔚为苏辙《春秋集解》以训诂为书法，事义兼采而又归本于“以史传经”之特色。本文考其特色大抵有三：一、解读《春秋》，专主《左传》叙事；二、据史为断，批驳“以意说经”；三、事据《左传》，义兼《公》《谷》；权衡诸家，发挥经旨隐微。此种透过考据事实，以得书法之治经风格，于北宋揣度义例、执着褒贬之《春秋》学研究主潮中，真堪为沧海横流之中流砥柱。     

庆历党议与苏舜钦诗风的嬗变

庆历党议,那个士气高昂的特定时代,造就了苏舜钦豪放不羁的人格,赋予了他诗歌“奔放豪健”的风格。庆历新政失败后,士气低沉,他的诗歌风格也发生了变化,转入了清峻幽冷。庆历党议是苏诗风格变化的根本原因。     

论柳永词对苏轼的启示和影响

柳永和苏轼一向被认为是词风迥异的两位词人。其实,柳永的词作曾经启发和影响了苏轼的词创作,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赋式的铺叙范式、鲜明的主体意识、通俗性的题材、明白如话的语言和雄浑博大的气象。     

浅谈苏轼词的时空意境

苏轼一生历经坎坷；他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词至宋而大盛，然早期多为婉约之作。苏词高标豪放，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时空意境高旷浑雄，把广阔的社会人生融入其间。     

苏轼《洞仙歌》杂考

1957年冒广生和毛泽东同志讨论诗词创作时说苏轼的《洞仙歌》词是檗括盂昶的《玉楼春》而出。其实，对此问题，从宋至今，众说纷纭，认为苏轼的《洞仙歌》是檗括盂昶的《玉楼春》而出，只是其中一说。通过考证可知，苏轼《洞仙歌》不是檗括盂昶的《玉楼春》，恰恰相反，是南宋人檗括苏轼《洞仙歌》而成《玉楼春》并假托盂昶著。     

苏轼诗的灵妙美

历来论所谓“清雄”,并不能淹概苏诗全貌及诗艺术精神之底里。其曲折吐露,暗蕴机微,落笔超迈,意象间关合无垠;运思结构擒纵无端,脉液流传一无性挂碍等呈现出来的“灵妙”,当是苏诗艺术性之内外融一的最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