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形”、“会意”思维与“五行”、“阴阳”说

象形、会意等造字思维乃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滥觞和原型。原始五行说的形成和发展,主要依据和运用对应现实、具有直观具体性的象形思维;阴阳说则主要是运用会意思维而往较高程度抽象性发展的结果;两者的合流,从思维角度看,亦是依据于象形与会意思维的互补作用。     

高句丽“安市城”地点再探

高句丽＂安市城＂遗址所在,学界中有多种说法。今天,当我们逐一推敲这些说法的时候,似乎每种说法都有理由,但又感觉根据并不充分,实际上,这仍然是个没有结论的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另辟蹊径,从较为宏观的人地关系的角度探讨同样的问题,以求得出更为接近事实的结论。     

对于人文知识分子的命运及存在意义的探寻——评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

严歌苓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在二十世纪风云变幻的背景之下,展现了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命轨迹。无数个“陆焉识”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的被击倒,但他们始终怀抱着希望有所追求,始终在坚守血液中最后一点傲骨,最终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展现了知识分子的价值与意义,也为自己寻找到了真正的心灵归宿。     

浅析《活动变人形》中王蒙的审父意识

（（活动变人形》中所体现出的王蒙的审父意识,在某种层面上说隐含着时代内涵。他审视父亲时,有着明确的文化、社会批判意图,着力揭示盲目崇外与追求个性之间根本就无从关联,认为父亲用盲目、愚昧至极的方法去满足个性张扬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是滑稽可笑的。他的这种“审父”绝非颠覆、怀疑和拒绝那么简单,而是进行了理智地审视、批判和重塑,试图找寻一种理想的父子模式。同时,他还向我们传达了这样一个讯息--审父不是为了逃亡,而是为漂泊的灵魂寻找新的精神家园和栖息地。     

《韵学集成》与《直音篇》比较

<韵学集成>和<直音篇>为明代章黼所撰,均成书于明"天顺庚辰"(即1460)年,后者取名为<直音篇>,易让人误认为它是<韵学集成>所有韵字的"直音篇".本文从二书的编排体例、收字和注音等方面进行比较,认为<直音篇>具有注音并非都是"直音"、以部首为序编排、许多韵字的反切与<韵学集成>不同等特点.同时,认为二书虽然存在着诸多不同,但当属同一音系,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的姊妹篇,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完整的韵书体系.     

宋元两《词言词典》漏收量词考补

量词的使用是汉语的特点之一，量词是作为实词的组成部分存在于词类体系中的。由“言”向“白话”转变的宋元时期，新量词不断出现，旧量词也出现了许多新用法。而《宋语言词典》和《元语言词典》两部中型工具书对量词的反映却十分有限。本所考察的30个宋元个体量词，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当时新出现的量词；二是在旧量词的基础上添加了新义的量词。小补“两典”在量词方面的漏收，并初步分析汉语量词的演变规律。     

正始文学与后正始文学

以高平陵事件为分界的正始时期和后正始时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因此，在两种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正始学和后正始学，不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以何晏为代表的正始学，其成就虽比不上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建安学，也比不上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后正始学，但它在学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并对两晋坛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尽管有些影响可能是负面的。     

二人转语言的接受性审美特征

二人转是东北的一种地方小戏，近年来其影响却遍及了全国。它之所以能广为流传，原因当然是多元的。其中二人转语言的艺术魅力不容忽视，其特有的东北方言、幽默性、生活化等都是它被观众接受的主要原因。     

邢本《现代汉语·修辞部分》质疑

本就邢福义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中有关修辞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修辞不仅仅是对语言材料进行选择的问题,而应该是对语言材料和表达方式进行选择、加工、改造和创新的问题;语言没有阶级性,修辞的技巧也没有阶级性,应向一切有成就的人物学习,而不仅仅是向“人民群众”学习;修辞与逻辑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修辞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换个名称,换个说法”并不都是“借代”;“对偶”也不是“对对子”。     

从明清话本小说考察江南的商业活动

明清话本小说中所涉及的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地域社会大致可分为两个地区:一是所谓的江南地区,二是江南以外的地区社会.当时的江南对其他地区,在经济、社会风气、文化气氛等诸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这种价值通过此一时期的话本小说可以反映出来.明代末期的地区社会与当时兴盛的商业经济有密切关系,那些商业经济又带动市镇的发展,而居于市镇的小市民就是话本小说中的主角,因此,话本小说能反映出当时市民的普遍的价值观和思想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