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爰”字解——善阁读《诗》记(十二)

"爰"字在《诗经》中有这样的功能:"爰"字本身虽不能独立表达任何意义,但冠于动词之前,和动词结合在一起使用,使动词的动感更加强烈,特别是对那些活用为动词的名词或形容词来说,这种作用更为明显,似乎有一种把名词、形容词动化的作用。     

董仲舒的“阳德阴刑”思想

董仲舒以"三纲"为核心,论述了君承天意、法自君出的合理性,阐述了任德不任刑的思想内核为"阳德阴刑",即德主刑辅。将其贯彻在立法、司法之中则为"引经决狱,秋冬行刑",进而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确立儒家德刑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的正统地位,为中华法系的形成起了奠基作用。     

话语标记“话是这么说”语用功能探析

"话是这么说"已经由一个完整小句习语化为一个话语标记,其语法化的机制有句法、语义及语用等方面,其主观化诱因是语用推理。话语标记"话是这么说"在语句关联上具有话轮转接功能和让步衔接功能,在人际功能上具有主观评价功能和自我推测功能。"话是这么说"和"话是那么说"存在不对称现象。     

性待教而为善——董仲舒人性论之内涵解析

人性论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思想,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都曾以人性论为其理论基础的来源。汉代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基础,以“阴阳”为其属性,以“性待教而为善”为目的,提出了著名的“性三品”说。这是董仲舒第一次总结先秦以来的人性论思想,并将其上升到哲学高度。“性三品”的形成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且,“性待教而为善”思想也与当今的“教育性教学”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歧路灯》雅俗论——世情小说雅俗系列研究之十二

李绿园高擎的“歧路灯”首先是儒家的理学之“灯”,中庸之“灯”,同时也是一盏汲取了佛老意蕴的道释之“灯”。《歧路灯》着力塑造了三组“雅人”形象,主人公谭绍闻周围的一批“俗人”形象也刻画得比较成功,谭绍闻自身的雅俗演变更是形象地证明了高雅精神文化之“灯”的极端重要性。     

媚俗的爱情神话--从《北极风情画》到《塔里的女人》

无名氏是继徐訏之后在40年代出现的又一位具有轰动效应的畅销小说作家.他的前期小说<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以其对传奇故事的深挚关注,对香艳华美的浪漫情调的刻意营造及其紧扣时代脉搏的精神内核,反映了当时浮躁动荡的都市社会心态,适应了当时市民读书界的普遍素质和审美心理,同时,对哲理意蕴的自觉追求也造就了不仅仅属于40年代的一大批读者.     

“是”的系词用法与焦点标记用法的关联

古代汉语中的代词"是"不是一个普通的指示代词,而是一个确指代词。当它复指前一分句并充当后一分句的主语时,随着前一分句的简化,"是"的指代性越来越弱,就演化为表确认的用法。系词"是"的用法和焦点标记"是"的用法都是由这种表示确认的"是"发展而来,它们是同步发展,也都是在差不多中古的时候发展成熟的。     

传统诗学范畴的重要发展:从"兴"到"兴寄"

"兴"是《诗经》重要的艺术手法,也是传统诗歌"兴寄"艺术的渊源。"兴"由《诗经》的艺术手法发展为具有诗歌美学意义的"兴寄",这作为诗学范畴的一个重要发展值得深入分析。儒家解《诗》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儒家《诗》受春秋赋诗言志的影响,将"兴"发展为引譬连类的解诗之法,并进一步与"比"结合,从而确立了"比兴"的诗歌创作原则。儒家的"比兴"观要求诗歌有所寄托,促进了"兴寄"艺术的发展,在传统诗学范畴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船山情感论之真义：儒释道视域融合

船山突破朱子阐释学方法，自创“性自行于情中”，得以彻底否定“情本体”之根基。以儒家为旨归，开启儒释道视域融合。以易学“阴阳变合”理论解决情善与不善及情感产生的时位等难题；通过对相宗、庄子的重新解读，首次提出了现量情感与非量想象所形成的情感复合理论；并取“两行”、“循斯须”的运思方法，借以颠覆从道德律令而采的“成情”，进而认为情感的现象学发生是情与景的当下结合，由此造成情感论向意境论转向之可能。     

元杂剧中"沙门岛"考略

元杂剧在描写犯人流放情节时,常说到“刺配沙门岛”,而神话爱情剧《张生煮海》,也反映其故事发生地点是“沙门岛”。沙门岛一是悲凉凄惨、令人畏惧的囚犯流放处所“远恶军州”,一是发生美妙浪漫的人神恋爱故事的人间仙境。但这是同一个地方,是五代与宋朝时流放重罪犯人之所,也与《张生煮海》故事大有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