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论论“势”

“势”的思想古来有之,并且渗透于各个领域,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古典文论中。纵观关于“势”的各种观点和思想,可见“势”与艺术创作的种种关联。本文就是对这一问题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和探讨,以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势”的问题。     

姜宸英与《明史》修纂考述

康熙二十年至康熙三十一年,姜宸英曾参与《明史》修纂,他在史馆主要分撰《刑法志》及相关传记。南京图书馆藏有姜宸英《大明刑法志》、《拟明史传》两种稿本,检其内容,均残缺不全,且为孤本。姜宸英《大明刑法志》、《拟明史传》历来未被学者研究和称引,因此很有必要系统地考察姜宸英修史情况及其两种稿本的价值,以便更深入地认识姜宸英对《明史》修纂所作出的贡献。     

曹著高续《红楼梦》的铁证——贾雨村续娶娇杏时的初仕背景异叙引发的思考

曹著高续《红楼梦》是新红学派的一大功绩,近年多遭异议。贾雨村初仕时续娶娇杏事件叙述的前后不一为书中自证。他首次被革职前经历的两种说法均不合曹公原意。其实情是：贾雨村中进士后先当一任知县而后擢升知府,赴任途中巧遇娇杏续娶为妾,不到一年被革职于知府任上,前后任官凡5年。高鹗续写雨村作知县时便娶娇杏是错断。历代步其后尘者甚众,以讹传讹,积重难返．此宗牵涉到贾府及诸多人物、事件的发展空间无法链接,甚至被误解为曹公未及审改的舛错或败笔,由此可知高鹗暨后学辈与曹雪芹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前后不榫合恰恰铸成了曾著高续《红楼梦》难以销匿的铁证。     

论王阳明的俟命之学

王阳明认为“俟命”是初学立心之始,与朱熹将之作为修养工夫的最高层次不同,它展示了陆王心学关注现实生命、强调“知行合一”的特别进路。“俟命之学”贯穿了阳明一生的许多阶段,而在贵州龙场的悟道又对此有某种开启性的意义。     

阴阳共生,和谐至美——竞技体育美学形态与美学本质研究

选取具有普及性和代表性的奥运项目,对竞技体育的美学形态与本质进行了分析。首先,从中国古典阴阳美学出发,按照各个项目对人体素质和技术环节的不同要求,将竞技体育美学形态归类为极阴、极阳、中阴、中阳等,然后再从中国古典＂和＂观念出发,对竞技体育美学本质进行诠释。     

古代汉语中的"是"何时开始作判断词?

本文讨论了古代汉语中尤其是先秦文献中判断词“是”的使用情况,认为,应该把“‘是’在上古汉语中已经作为判断词使用”这一看法明确地肯定下来。     

敦煌残卷(北图位字79号)的性质及在孙子故里考证中的史料价值

敦煌残卷不是《氏族志》,不是《姓氏录》,不是否定孙子故里“惠民说”的铁证,它是当时关于“氏族郡望”的常识性、普及性抄件,它以原始史料的形式,证明了孙子故里“惠民说”的合理性、科学性,证明《元和姓纂》的编写体例是孙子故里考证“条其源系,考其郡望”的重要依据,证明《元和姓纂》的编写体例是弄清孙子故里郡望的关键所在。敦煌残卷的编撰年代应为天宝年间,更具体一点说应为天宝十年前后。     

初唐四杰的辞赋、骈文对诗歌革新的影响

初唐四杰的辞赋、骈文因被斥为“时带六朝锦色”而多不被人认同。这两种文体在事实上起到了开拓文学样式新路的作用。在辞赋的影响下,“四杰”的歌行呈现出铺陈展衍,纵横阖的气势;同时,辞赋中借事抒情的手法,赋予歌行一体以极大的语言表现力。而骈文的对偶、声像等形式方面的特点,被“四杰”运用于七言歌行,促进了“初唐体”的形成,也被推广到近体诗中,完善了五言律诗的格律体制。     

“兴”,何所兴——《论语》文本中的“兴”义探析

"兴"在中国文论史上向来是被看作是一种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文学创作手法和修辞手法。人们习惯于把"兴"看作是文艺创作的概念,将其归于"赋、比、兴"的艺术创作手法的系列中。但在孔子看来,"兴"并非是文艺创作的手法,而是《诗》具有修身成仁作用的高度提炼。当我们回归到《论语》文本中可发现,"兴"首先是指荡涤浊心的净化,其次则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回归,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兴"就是要把人们心中有利于达到仁的境界的"真性情"彰显出来,把仁的基础建立在人的内在的"真性情"上,唤起每一个个体的向善成仁的主动与自觉的意识,而不是使之成为一种外在的强加于人之上的强制规范。换言之,"兴"必有所兴之物,而这种在学《诗》的基础上所兴起的,应该是人所都应当具备的一种真性情,真情感。而这种所谓的真性情和真实情感具体到孔子的修身成仁的教化当中就是指有利于成仁的"诚"和"直"等品质。     

兴安车厢峡方位考

"李自成智出车厢峡"是明末农民战争中,尤其是李自成生平事业中极重要的一件事。但车厢峡在兴安州什么地方,历来众说纷纭。通过检阅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肯定了清代学者严如关于车厢峡在陕西兴安州安康县(今安康市汉滨区)西北王莽山与牛山间的上下团山和上下松树坝一带(即今八一水库以北的傅家河峡谷地区)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