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西会议有关问题新考

扎西会议在中共党史、军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扎西会议涉及的“鸡鸣三省”地域和博古交权、通过《道义会议决议》时间、地点的研究表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是1935年2月5日在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进行;《道义会议决议》是1935年2月8日在威信县大河滩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军事科学院绘制的《党中央、军委纵队进入扎西地区路线及宿营时间示意图》应予更正。     

“走向死亡”：论顾城与海子诗歌中的死亡预示

顾城和海子分属于当代不同时期的诗歌派别,但同为20世纪80年代的诗人,并最终在相近的时间走向死亡。这种巧合为探讨顾城与海子的诗歌提供了某种线索。论文将从比较顾城和海子的自然观出发,以二者诗歌中出现频率较多的春天意象为例,来分析二人诗歌中的悲剧意识。最后简要分析顾城和海子的诗歌风格,勾画出二人诗歌中的对立的主体形象,进一步探求顾城和海子诗歌中的死亡预言。     

人中高士 赋中名篇——略论赵壹《刺世疾邪赋》

赵壹是个不因循守旧、不肯趋炎附势的正直文人。他耿直刚强，有正义感，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歪风邪气极为厌恶和愤慨。所作《刺世疾邪赋》，批判了自春秋至东汉后期的种种丑恶现象，并指出其根源所在。艺术上独具特色，堪称上剩之作。     

赵瑜报告文学论

作为跨越1980年和1990年代的报告学作家，赵瑜有着独特的创作理念。他的本由早期的对地域性或行业性具体人、事的描述上升到对社会公共话题的宏大叙事，并显示出独特的反思与批判意识。其艺术建构的先锋性和包容性，生动地体现出晚近20年报告学体嬗变的历史印记。     

玄言诗与山水诗

玄言诗在东晋盛行有百年之久,在这期间,山水诗也在发展着,它们之间互相交融,彼此消长。东晋后期湛方生的山水诗已是较成熟的山水诗了,此时玄言诗与山水诗的消长已发生倾斜,山水诗呈蓄势尽发的态势。刘宋时的谢灵运、鲍照对山水诗的成熟壮大起到了关键作用。谢灵运以写景细腻精致擅长,鲍照以取景奇异感情炫魄著称,二者又程度不同地都融情于景。谢诗承继玄言,而又降其为附庸;鲍诗无承老庄,激抒胸襟块垒。二人对玄言诗的消退和山水诗的勃兴的贡献至为重大。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六朝书论中的“骨”论

“骨”是六朝书论的核心范畴，多指对书法笔力的要求。六朝书论中“骨”论的美学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书法艺术美的根本在于力美。六朝书论中“骨”论的兴盛，缘于汉末魏晋人物品评的风习，也缘于六朝文艺批评的需要。     

康熙二年顾炎武在山西与曹溶、李因笃的交游考——兼论顾亭林的交游思想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他以遗民自居,且积极地反清复明,拒不入仕。他的思想行为为当时和后代所敬重。但被以往学者所不重视的是,他在交游过程中不仅和同他志同道合的遗民而且和贰臣都有交往。可见,亭林的交游思想是复杂且开放的,由与不同的人的交游组成的思想研究才是完整的亭林的交游思想研究。     

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

比较司马迁与班固在历史观上的差异,对于研究《史记》、《汉书》乃至两汉历史有重要意义。以天人关系、封建正统史观、历史进化、经济观点为着眼点,并分析原因,力图找到学习两汉历史的门径。     

第二版《汉语大字典》引《古俗字略》疑误举例

《古俗字略》的主要工作是认同异体字,指明其间的“古”、“俗”、“通”关系。其中尽管有可取之处,但也存在不少疏漏。第二版《汉语大字典》对这些疏漏往往未加辨析就加以援引,由此造成了部分失误。举例分析并补正这些疑误,使其有益于《汉语大字典》的再次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