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评《红字》中的伦理道德观

借助清教的伦理道德观对《红字》中的人物的罪与罚进行新的解读,分析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可以展现其处于清教伦理道德观的社会环境下所具有的特定的伦理道德意识与人性自由之间的矛盾,并由此导致的罪与罚,以及为了获得最终的灵魂救赎而走的艰难历程。     

重建良好的学术声誉——由诺贝尔奖谈起

大学的支柱是大学教师的威望,以及大学研究机构的名声。20世纪中后期以来,许多国际著名大学纷纷以拥有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为学校有着较高学术水平和良好学术声誉的一种标志,在我国则表现为时院士等学术精英的争夺。然而,在当下的高等教育界,大学教师的学术声誉难掩日渐下滑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开展了以学术规范为核心的学术大讨论,试图重建良好的学术声誉。良好学术声誉的重建不仅需要观念层面的反思,更需要制度层面的建构。     

农民合作行为中的惩罚机制研究

农民合作问题是当前三农研究的热点.在存在共同利益的条件下农民之间依然会选择不合作,这充分说明还存在其他有待研究的合作条件.理论研究和现实观察发现惩罚可以视为合作条件之一,那么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惩罚是为何存在和如何实施的命题就必须给出回答.在采用实地访谈的调查方法结合案例分析后,探讨农民合作行为中的惩罚机制.惩罚的存在一方面体现了合作者对于搭便车者自发的负面情感,另一方面它可以修正搭便车者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增加合作的可能性.惩罚的有效实施依赖于强互惠者和权威力量等惩罚实施主体.惩罚在实施过程中不仅表现为直接惩罚,更多地是在社会交换网络中实现的问接惩罚.     

问题与出路：我国反腐败现状实证研究——基于上海反腐败专业人士和领导干部的调查

当前中国反腐败斗争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发现难”和“惩处难”,以及滋生腐败现象的环境和土壤一时难以铲除。进一步推进反腐败斗争越须立足中国现实,加强廉政教育、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制度建设、借助技术手段、健全监督体系和构建全方位惩处机制。     

量刑辩论制度规范化研究

＂量刑辩论＂改革的提出,是寻找公诉权、辩护权与裁量权连接点的有益探索,公诉人在案件公开审理时发表量刑建议,而辩方则可以对这个建议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就被告人如何量刑、量刑的具体幅度展开辩论,这实际是对法庭辩论的细化,为法官量刑提供一个参考,有利于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量刑均衡的作用。因此,为深化与完善＂量刑辩论＂改革,建议适当限制量刑辩论的案件范围、强化裁判文书对量刑部分的说理、明确量刑建议的内容。     

关于奖惩制度与奖惩模式在体育游戏中应用的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法抽取36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对体育教师安排的游戏并认为体育游戏的奖惩制度是有必要的。大部分学生喜欢集体趣味性游戏的奖惩模式,学生的认识和奖惩的模式及其难度对奖惩的实施、奖惩效果有着较大的影响。     

对法条竞合的一个反思性考察——以保险诈骗罪为例

法条竞合是我国刑法学界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本文试以保险诈骗罪为例,通过对法条竞合中"重法优于轻法"原则的批判性分析,指出法条竞合是对犯罪客体的误读,并认为犯罪客体在认定犯罪中具有重要作用.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

在新的历史时期,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更为人性化的刑事政策导向。宽严相济中更多强调的是要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和其所处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群落来综合考量以决定宽严的选择和尺度。这种刑事政策的推行势必对刑事诉讼的各个程序产生重大的影响,具体而言包括减少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特殊侦查措施的明确和采用;不起诉范围的扩大;案件审理分流机制的多元化和非监禁刑的推广和扩大适用。     

论董仲舒“阳德阴刑”对孔子“德主刑辅”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在＂仁＂和＂礼＂的基础上,提出＂德主刑辅＂,主张以＂德政＂为手段,恢复＂礼治＂秩序,董仲舒从＂天道＂出发,以＂三纲五常＂论为基础,提出＂阳德阴刑＂的思想,继承并发展了由孔子创立的儒家法学思想。     

《大清新刑律》的刑罚人道主义立法刍议

处于危机重重的晚清政府,为寻求残喘,希冀以法制改革为突破口,在法律移植的进程中,对中国法制的形式作出了选择。表现在刑事法律上,晚清在刑事法律＂文本＂上建构一个近现代化的法律体系,本文只探究《大清新刑律》的立法成就,同时以刑罚人道主义为视角,认为体现该精神的一些规定超脱了社会现实,但仍具有进步性,并提出在应注重自身问题研究。把自身具有人类共性的一些优良元素保存下来,这样的法制现代化更具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