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比较”视阈下教育体罚权论争

体罚一直是各国立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我国经历了百年废除体罚艰难,到如今却仍举步维艰。基于对传统文化同情的理解,深刻领会他国对于体罚问题的观点和价值判断后发现,我国体罚制度从实体制度到程序规制的整体缺失是我国体罚权论争的结症所在。为了巩固废除体罚的成果,我们势必要思考如何定纷止争;如何在实现禁止体罚的同时,不削弱教师的管理权。     

违规违纪学生处分实施的科学性探析

本文分析了青年学生的心理特点,探讨了学生违规违纪的心理诱因,提出从对学生科学负责的精神出发,严格学生处分的程序和标准,以科学、严谨、规范的态度做好违规违纪学生处分工作。     

我国刑法溯及力问题刍议

我国现行刑法第十二条规定我国刑法采用“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但是审判实践中,却存在着一些具体问题,在“处刑较轻”的理解上有两个方面：对于同一种犯罪,新旧刑法规定的主、附加刑互有轻重时应当以主刑轻重为判定依据;新旧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完全相同时,则应当以法定刑适用条件较宽的刑法作为“处刑较轻”的刑法。在对“已生效的判决继续有效”的理解上,对尚未执行或未执行完毕的应当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而对于继续犯、连续犯跨越新旧刑法时域的应当适用新刑法,当旧法对该罪规定的法定刑较轻时,可以采用旧法。如此,从立法原意和实践需要出发,才能准确把握“从旧兼从轻”溯及力原则的内涵。     

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探究

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是修改后的刑诉法赋予监所检察部门的一项新职责。实践中,监所部门对自由刑和生命刑的监督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工作机制,但对于财产刑执行的监督却缺乏足够的关注,甚至存在监督盲区。故加强和完善对财产刑执行的检察监督,全面履行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职能,促进我国刑罚执行体制的完善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     

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价值

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其核心价值就是限制权力,保障人权。我国刑法是人权保障的最后防线,为了保障人权,我国刑法大部分是禁止性的法律规范,也就是说我国是通过刑罚权的行使来达到保障人权这一终极价值,但为了防止刑罚权的滥用,我国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首要原则,以保障人权。[1-2]     

发展性教师评价的理论与模式

奖惩性教师评价有一定的弊端,而发展性教师评价是一种形成性评价,它不以奖惩为目的,而是在没有奖惩的条件下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从而实现学校的发展目的。它具有自己的特点、独特的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及步骤。     

组织卖淫罪法定刑设置失衡与解决路径

组织卖淫罪基本犯法定刑设置过重,存在刑罚处罚严重程度与犯罪危害程度不协调的情况,有违罪刑相当原则,与刑法中其他基本犯法定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的社会危害性无法匹配。组织卖淫罪的司法适用面临困境,现有的司法解释不足以解决罪刑失衡问题。为解决该罪法定刑设置过重的问题,应坚持罪刑相当原则,重新制定组织卖淫罪的司法解释。新的司法解释应提高该罪主客观方面的构罪标准并提高入罪门槛,对某些行为作出罪处理;新的司法解释应明确组织卖淫罪的组织属性和管理控制属性,将不具备该两种属性的组织卖淫行为依法以相关犯罪论处。     

论我国经济犯罪的立法模式选择——兼谈空白罪状内涵的解释与补充

基于刑法典的稳定性与国家对经济活动调控的变动性,我国经济犯罪应当借鉴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形成以附属刑法规范为核心辅之以刑法典的模式;在对空白罪状进行补充解释时,应当选择根据特定法域内具有统一性和普适性的规范来确定具体行为的客观方式。     

体罚的社会文化基础、心理效应与干预机制

体罚是有意地直接或间接地引起受罚者的痛苦。体罚的广泛存在主要是由于施罚者的传统教育思想根深蒂固、缺乏有效的教育手段、教育方法简单化以及法律意识淡漠。体罚除了引起儿童的即时顺从以外,会造成对儿童的身体伤害,还可能导致儿童在道德内化、攻击、过失和反社会行为、亲子关系的质量、心理健康方面引起问题,而且这些效应会持续到成年期。因此,有效地遏制体罚,必须更新教育思想,树立平等民主的价值观,学会理性惩罚,建立家庭学校社区多元化监督机制。     

困惑与对策：基于一则家校纠纷案例的反思

由于家长维护孩子权益意识的增强、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和构建和谐社会政策的推行,家校纠纷这一常见的问题在其产生原因、后果和处理等方面呈现出较以往不同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教师、校长和家长在教育惩戒、家庭教育和教育管理等方面认识和行为上的困惑和误区。本文以一起真实的纠纷为例,对以上的困惑和误区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