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为官者的修己功夫

儒家道德理想设计的基本指向是培养一种“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即“圣人”人格，其中的“内圣”是以道德理性为前提，强调道德的自我力量，由“内圣”至“外王”，“修己以安百姓”。因此为官者的修己功夫不仅仅是一种性情上的陶冶，而且还有更深远的现实意义。     

丁玲小说艺术论

丁玲是一位以现实主义为主而广蓄博纳其它创作方法的作家。她创作的基本精神是现实主义的，但在创作过程中却汲取了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技巧，并把它们创造性地交叉、融合到一起，消化到现实主义的肌体当中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世界，拓展与深化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力。     

谈新武侠小说的多元价值

自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这新派武侠四大家之后,超越与突破、创新与求变成了新时期武侠小说创作的核心主题。令人欣喜的是,在经历了困惑和阵痛之后,一大批"70后"乃至"80后"的新武侠作家及其作品成功地破茧而出。他们的创作既给武侠小说带来了种种新变,也从历史、文化、审美、精神等层面彰显了自身的多元价值。     

刘应登批注《世说新语》简论

刘应登批注《世说新语》,既进行词语、典故、史实、人物的训实,又涉及小说人物性格、情节设置、艺术表现的评点。虽然由于刘应登对小说文体的特性并没有表现出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还不能有意识地从小说文体这个角度切入进行批注,因而对《世说新语》小说特征的认识不免有限,但其批注却在很多方面启发了稍后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艺术的创始人刘辰翁。刘应登对于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贡献应予以肯定。     

德州远古文明考

从德州古人类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骨、牙、角、陶、蚌等器物,可管窥德州原始先民的生产、生活状态。石斧、石镰、石铲和蚌刀,说明德州先民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已在这里从事着原始农业生产;大量的石箭头、蚌箭头、陶弹丸、兽骨镞及少量的铜镞,说明渔猎活动仍是当时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手段之一;众多的陶制器皿,如陶灯、陶盆、陶豆、陶鬲、陶罐、陶鼎、陶杯等,说明当时人们已过着定居生活;陶环、陶俑、陶牛、陶马、陶鸡、陶楼的发现,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的追求,也是畜牧业和家庭养殖在原始造型艺术上的反映;特别是陶纺轮和捻线坨的多次发现,说明德州区域当时已有了发达的纺织业。在距今4000年左右,德州先民终于敲响了文明的晨钟。     

明清小说中“离经叛道”者之初探

明清时代是中国古典小说最为灿烂辉煌的时代,塑造出大量与封建传统道德和伦理纲常格格不入的＂离经叛道＂者。本文就明清小说中＂离经叛道＂者的形象进行初步探析,并从社会及作者自身两方面对其形成原因作出分析。     

言说空间的折叠：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隐喻——以赖和、杨逵、吴浊流为例

隐喻是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一种重要书写策略和修辞方式。通过以赖和、杨逵、吴浊流三位台湾作家的代表作为研究对象,从作品命名、文本情节、小说人物和事物等角度阐述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隐喻形式,并对这一修辞行为的历史语境作了考察。     

科举学文化视角研究

分析中国科举文化概念时,不能单纯以文化论文化,而应更多地分析科举制产生的土壤——科举社会,这个科举社会包含着科举人群、科举制度及科举风俗等。科举文化内容可被粗略划分为物质内容与人文意识内容两个部分。科举文化随着科举制及封建社会环境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既表现出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又表现出与其他封建社会文化相区别的独特特征,如至公性、竞争性、实用性等。     

论经学对古代文论学术特征之影响

按照学理,古代文论作为一门以抽象思辨、理论论证为特征的理论性学科,应该以严密的逻辑来论证其理论,应该运用明晰、精确的理论化语言、分析论证的表述方式来表达其思想观点,并用论证性文体来建构其理论,这样才能体现出以"论"为本色的学术特征。但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文论的主流学术特征是:运用形象化文学语言和审美化描述方式来表述其理论观点,使用诗、赋、骈文等文学性文体展开理论建构。这种主流学术特征使古代文论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论"的学术特征,并严重地影响了古代文论走向当代。事实上,古代文论并不缺乏"论"的学术特征,只是目前尚不为学术界所关注。而形成这种学术特征的深层原因,是经学。经学对古代文论的"论"的学术特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明晰精确的理论化语言,经学中的文论著述体现出了鲜明的理论化语言特色。二是逻辑论证的表述方式,经学关于文论的表述,以逻辑论证为显著特点。三是理论性文体的运用,一方面经学元典中"要言"、"语录"式文论文献从文体形式上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经学家阐释文论问题所运用的"论"、"序"、"书"及"诗话"等文体,都体现出了突出的理论性特点。     

“一喉两歌”读《长恨》

《长恨歌》在创作心态、表达方式、情感指向、审美情趣乃至诗学结构等方面,具有＂一喉两歌＂的艺术特色及其带来的内蕴丰腴的艺术效果,不仅丰富了读者的审美感受,而且深刻影响了读者对《长恨歌》主旨的多样性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