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仁爱”与“兼爱”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仁爱”与“兼爱”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谐社会,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理想和目标。和谐社会的建设,既要制定和谐的国家典章制度,又要建立处理个人、家庭、国家、社会关系的和谐原理、原则。孔子以“仁者、爱人”为指导原则;墨子从“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出发,认为和谐是治理个人、家庭、国家、社会关系的原理、原则。这些思想对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仍具有借鉴意义。     

说理财——关于明清之际士人的一种言论的分析

古代中国的士大夫,在“理财”方面素有偏见。尽管有明一代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士人的“经济思想”仍表现出相当大的惰性。本文在设定时段(明清之际)讨论士人与“财计”有关的言论与实践,意在分析他们间思想取向的异同,应对危局、困局的诸种姿态,他们与财计有关的知识状况,及这种状况改变的征兆。     

论孔子的人学思想

孔子的“仁”学是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和谐统一,规范,协和人际关系为宗旨的,蕴含着丰富的人学思想。“克己复礼”是实现“仁”,人学理想的基本途径和方式,是孔子对时代的人学把握与选择,具有理想色彩,历代统治者和儒者对“仁”学有所歪曲,不能仅以时间顺序为据来指责孔子的“倒退”,从而否定他的人学思想的积极意义。     

“为仁由己”的主体性道德思想

“仁”是人的一种内在的属性和品质,它具有成己成物的内在要求,“为仁由己”说明了行为主体“求诸己”的道德修养方法和道德自律意识以及对于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的自觉意识,表明了道德实践活动中主体性价值。     

儒家与墨家“仁”之比较

针对春秋战国时期混乱的社会局面,孔子和墨子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仁爱”与“兼爱”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合理价值内核及最终的理想境界是没有分别的,他们真正的区别在于：“仁”的包容性大于“爱”;墨家主张爱无差等,儒家主张爱有差等。     

白居易的理想人格——兼论渭南“三贤”的理想人格

渭南"三贤"有着责任意识与济世之风,"三贤"把勇气、智慧和创造力应用于庄严的道德实践,表现出独特的精神力量和深邃思想,以此展示其儒家理想人格。儒家理想人格是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的实践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普遍性,是民众追求和努力实践的目标。因此,渭南"三贤"的理想人格永远具有感召力,其精神永存。     

言说与留白：以孔子言“仁”为例

孔子对其核心观念＂仁＂的种种直接和间接的解说,看似矛盾实则自洽。在孔子这里,言说始终指向行动,断章式的表述恰意味着背后意义网络的整体。达道的不易造成了表述的艰难和谨慎。慎言的限度体现在留白和正名两方面,留白正是正名的前提。始终不断言说的同时也坚守着不言的原则,两者之间的平衡方可更为切近观念本身。而这一点,贯穿着孔子的所有话语,譬如＂政＂、＂君子＂等等。这也是我们在解释《论语》时务必注意到的地方。     

"礼后乎?"新论

<论语·八佾>中子夏与孔子关于"礼后乎?"的问答建立在哲学与艺术的天职即人类精神的反思的基础上,涉及的是艺术与哲学的本质在时间中把握人的精神生活.仁是人格精神的挺立,礼是质文嬗递、相与求"德"的行为过程,故礼后仁先.     

孔子仁学思想发微——孔子对儒家人格理想的奠定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对人的存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通过对人的生存、人的早期精神生活的追求以及人的群体的思考,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仁学。仁学为人们设计了一条安身立命的生存之道,那就是“为仁”之道,而理想的人格就是实践“仁”的君子。同时,孔子也设计了理想人格的实现途径,那就是忠恕之道和克己复礼。这些思想奠定了儒家人格理想的理论基础。     

《淮南子》社会控制论初探

《淮南子》一书中在社会控制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无为是《淮南子》的根本主张,就社会层面而言,其无为的概念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现实社会控制的总原则,二是理想的社会控制状态。《淮南子》提到的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有仁义、礼乐、法、鬼神、舆论。《淮南子》认为,用礼、法作为控制社会的手段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礼、法本身是有缺陷的,如果运用不当不仅起不到好的效果,反而会起到很坏的作用,事与愿违。在《淮南子》看来,仁、义是礼法能够实施的保障和前提和基础,没有仁作为内容,法只能徒具形式而不能真正长期有效地发生作用。仁不仅是普通人守礼,遵法的前提,更是统治者自我约束的内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