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贿赂行为及防范对策

通过对竞技体育贿赂行为的定义、特征、分类等进行研究，提出通过道德规范、竞赛管理、体育资本管理、法律修订、增强司法执法职业敏感性等对策来防范竞技体育贿赂行为。     

论刑法惩治“性贿赂”的必要性——以贿赂罪的侵害法益为视角

不少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权色交易，使得性贿赂大量滋生，其社会危害性在某些方面比起金钱贿赂有过之而无不及。性贿赂与其他贿赂罪一样，侵害的法益都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此，转变传统观念，将性贿赂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对性贿赂定罪量刑，已成为惩治腐败的当务之急。     

青少年高科技犯罪探析

青少年高科技犯罪不仅关系到高新技术的法律保护问题 ,更重要的是关系到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这类犯罪形成的主要原因有 :青少年道德的沦丧、社会环境的影响、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影响及预防措施不力、重视不够等。防范和治理这类犯罪 ,可通过完善立法 ,加强高科技防范意识 ,加强道德、法制教育 ,加强社会综合治理等几个方面来完成     

对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中共同犯罪规定的解读与评价

《刑法》第25 条规定, 共同犯罪只能是2 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2 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 不以共同犯罪论处。交通肇事罪为过失犯罪,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解释》中却有两处规定了交通肇事罪的共同犯罪, 其直接与《刑法》第25 条的规定相冲突, 属于越权解释, 并背离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高校基建领域职务犯罪探析

高校扩招引发高校基本建设的热潮,由于基建工作的极强专业性和广泛社会性,使得原本脆弱的职务犯罪防范体系难以对之实施有效监控,因而导致全国范围内的高校基建领域职务犯罪频发.为有效遏制其蔓延态势,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全面防范,这已成为当下高校基建领域职务犯罪防范极为紧迫的任务.     

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罚体系之完善——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

我国现行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在刑罚设置方面存在着一些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内容相脱节的情况,这势必影响到国际社会以及我国国内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实际效果。因此,有必要以我国同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契机,以此为新的视角审视我国刑法规定,达到完善我国有关贪污贿赂犯罪刑罚体系之目的。     

李大钊对1917年陈锦涛受贿案的反思

1917年民国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受贿案引发了李大钊对腐败问题的深入思考,他重点分析了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指出要解决腐败问题必须从政治和社会两方面入手,做最根本的革新,即建立民治政治,改善社会风气,提倡简易生活方式。李大钊有关腐败问题的论述,不仅展现了其思想演进的内在特点,对当今建设法制社会、廉政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现实意义。     

在我国设立对外国公职人员贿赂罪的立法建议

我国加入WTO意味着通过国内立法和司法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相协调，履行自己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经济住来中的腐败问题．尤其是对外国公职人员的贿赂犯罪行为，成为世界各国刑法不得不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应在我国刑法中设置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罪。     

贪污贿赂产生的原因及遏制措施

贪污贿赂犯罪已成为世界公害。其产生原因：一是社会机制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转轨是其产生的客观原因；二是对权力滥用和社会对权力的失控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遏制的措施是：制定适应改制转轨的刑事法规，堵塞漏洞，严防贪污贿赂犯罪的蔓延；完善社会制约机制，不给贪污贿赂以可乘之机。     

金融诈骗犯罪刑法分类的理性思考

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沿革揭示出金融诈骗犯罪刑法分类的理论争议在于独立成节是否合理与必要。通过对犯罪客体分类标准以及法条竞合适用的分析,金融诈骗罪的独立成节凸显了“特殊优于一般”还是“重法优于轻法”两种处理方式上的矛盾。然而,金融诈骗罪作为罪群式立法更能保护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与罪刑法定原则相亲融,应当受到更多的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