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功利与道义的调适与坚守——以美国干细胞研究禁放之争为例

美国干细胞研究禁放之争表明,在大科技时代,科技已成为与社会高度相关、受多方利益驱动、受价值观念影响、受宗教信仰限制的实践活动,科技伦理不是伦理道德之善单向度地规范科技,而是科技与伦理的双向运动,是科技的功利效应与伦理的道义效应所导致的价值观念上的冲突与博弈、调适与坚守。美国干细胞研究禁放之争对于人类社会认识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的本质、构建符合时代特点的科技伦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达尔文的宗教观

本文是对达尔文的宗教观演化过程的考证。达尔文早年的时候是正统的圣公会信徒,并且在剑桥大学接受神学教育,预备出任神职。但他毕业之后并没有直接成为神职人员,而是随"猎犬号"出海,在南美、澳洲等地进行科学考察。航行归来之后,达尔文渐渐对正统基督教教义产生了怀疑。在心爱的女儿不幸夭折之后,他放弃了对位格上帝的信仰,成为了自然神论者。《物种起源》就是出版于这个时期。到了晚年,达尔文对创造者上帝的信仰也淡化以至于无有,成为了不可知论者。他虽然有的时候仍然倾向于相信超自然上帝的存在,但并未回归正统基督教信仰。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大众信仰问题剖析

大众信仰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分为理智信仰和非理智信仰。在社会转型时期,大众的非理智信仰尤为活跃。目前我国的大众信仰呈现出人数多、发展快、邪教流行的特征。产生这些问题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这些现象表明,对大众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倡导科学精神,是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一项迫切任务。     

曹植黄初初年获罪事由探隐

黄初初年,曹植两次获罪朝廷,几乎被杀。关于这两次获罪的经过,人们已作了较详细、清晰的考证,但获罪的具体事由尚不明朗。在诸贤考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可以发现,曹植第一次获罪的真正事由是其在父亲曹操去世周年之际违诏私祭,为监国谒者所阻挠,因而发生冲突;第二次获罪的具体原因是曹植暗派属下前往邺城私祭父亲曹操,被王机等人诬告为私祭甄后。这也就是《责躬诗》中"茕茕仆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的真正所指。     

法制教育与法律信仰

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法治国家要求国民对法律具有信徒般虔诚的崇信,而法律信仰的培育、形成,有赖于国家对国民进行持久的法制教育。     

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变化谈民事检察理念

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一直以‘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审理民事案件。《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实施后,人民法院以‘法律真实’标准审理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的民事审判监督理念应根据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既要坚持‘客观真实’标准,又要尊重‘法律真实’标准。     

我国刑法中抢劫罪的暴力是否包括故意杀人

虽然从立法原义上看，我国刑法中的抢劫罪包含故意杀人的行为，但是无论是从法定刑的配置、犯罪客体的确定，还是从杀人与抢劫的关系以及国外的立法例来看，这种规定是不合理的。从立法完善的角度考虑，应当将以杀人为手段进行抢劫的行为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论盗窃数额及其立法缺失

盗窃数额是对盗窃行为定罪量刑的主要条件和依据。现行刑法对盗窃数额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与刑法的基本原则不相兼容甚至相悖,有必要由立法机关制订一套统一适用的数额标准。     

1949-1956年中国社会风习的演变及其特点

1949-1956年(建国初期)社会风习的演变是在社会形态、社会生活变革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它本身又是这一时期巨大社会变革的一个侧面,反映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变革.与建国以前的社会风习演变相比,建国初期的社会风习演变,在演变的取向、方式和动力三个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是一个"计划"的社会变迁过程,而非一种"自然"的转型.     

高校对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

作为未来社会栋梁之才的大学生在大学阶段造就高水平的法律意识，对其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意义。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水平普遍不高，这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的现实问题。作为培养全面发展有益社会人才的当今各高校应首先创新法律教育观念，改革教学方法与手段，为社会培养具有高水平法律意识与坚定法律信仰的合格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