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尔纳与英国文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重构

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强调政治经济学视角的重要性,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生产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却在整个英国文化研究领域里渐渐消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号召重建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桥梁,而美国文化研究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可谓这项重建事业的中坚人物.凯尔纳在当今时代呼吁并重构了文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提倡一种"多视角的文化研究"方法.     

广东畲族乡文化传承和乡土历史教材的开发探究

乡土历史教材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在对广东畲族乡的族群记忆建构现状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乡土历史教材对当地畲族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影响和作用,以河源漳溪畲族乡为例,对该地区的乡土历史教材的编撰作一定的编辑和补充说明。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与中西体育之争的文化思考

近代以来,中西体育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冲突始终与近代中国社会所处的情景有着紧密的关系。而近代中国社会中所存在的文化保守主义情结在不同时期内一直对中国体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文化保守主义在纠正西方体育的过度膨胀与扩张、弘扬民族体育文化、保持世界体育文化多样性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文化保守主义自身所具有的文化逻辑,使得中西体育文化交流中会出现民族主义和文化焦虑的状况。     

关于人文文化的思考

人文是人类文化中的先进文化,是把人当作人的一种价值体系。人文文化指向的是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关于精神世界的,它所追求的目标主要是满足人的精神世界的需要,满足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终极关怀,是求善。人文文化是人类或者一个民族、一个人群共同具有的符号、价值观及其规范。在实际生活中集中体现为重视人生的现实价值,表现为对于个人的尊重和关心。其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即人文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核心和灵魂、精神动力及方向,它奠定了人在人类文化中的主体地位。     

困惑、追寻、认同——谭恩美《喜福会》华裔身份认同的建构研究

华裔美国文学身份认同研究多从作品的中西方文化冲突出发,实现从＂对抗＂到＂融合＂的完美模式,这种针对女性群体的单一主题研究,并不是身份认同的终结。笔者从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角度,以小说《喜福会》为研究文本深入探索华裔美国女性从最初的身份困惑,到追寻族裔身份和性别身份的认同,进而实现国家身份的建构历程。这种研究范式不仅可以消弱西方社会中存在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而且对全球华裔的文化身份认同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Hip-Hop运动的文化内蕴研究

Hip-Hop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市青少年群体中流行的一种文化形式,即嘻哈运动文化.着重介绍了街舞和滑板这两种嘻哈运动形式,以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视野对Hip-Hop运动的文化属性、文化根源进行了研究,认为其具有促进体育文化消费、有利于社会整合、满足青少年生命价值观的表意性符号和社会差别需要方面的文化功能.     

文化体制改革对我国公共体育场馆管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体育与文化在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文化体制改革对公共体育场馆管理体制改革具有较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借鉴文化体制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分类改革,划分公益性、混合性和经营性体育场馆,培育市场主体、委托或授权经营,建立体育场馆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强化内部运行机制改革和争取政策支持,扶持体育场馆发展等建议。     

木佬拳的特征及文化内涵初探

采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木佬拳进行初步研究。结果认为：木佬拳是木佬族民间的一种古老拳种,在形式、内容、动作、方法、套路等方面与其他民族拳种有一定的区别,具有一定的民族特点及文化内涵。     

探寻当代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的文化焦虑

当今,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依然没有摆脱20世纪的文化情境,在与西方体育的交流与碰撞过程中,一直表现出极大的文化自卑的心态,呈现出文化上的焦虑状态。而这种文化焦虑主要集中的体现在认同的焦虑、传承的焦虑与传播的焦虑三个方面。从我国目前文化发展的整体生态来看,这些焦虑情绪的出现是一种必然的,其在一定时期内将是长期存在的。所以,我们要清醒地把握这种文化焦虑给我们提出的挑战,从而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做出理性的回应。     

From shanzhai chic to Gangnam style: seven practices of cultural-economic mediation in China and Kore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shionability’ – namely, what is ‘desirable’ and ‘fashionable’ –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cept ‘cultural mediators’ that foregrounds agency, negotiation and the contested practices of market actors in cultural production. It zeroes in on the cultural mediators’ attitudes and positions in the two markets by drawing on 25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industry veterans. It shows that the mediators in South Korea and China increasingly occupy hybrid occupational roles and social positions across industries and sectors yet achieve limited success in countering the status quo of Western fashion through mediation. The analysis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with a categorisation of seven mediation practices that shape the valuation of fashion products (i.e. ‘fashionability’) in two ways. Empirically, this categorisation illuminates how cultural mediators make reference habitually to the broader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to co-construct cultural-aesthetic objects. Theoretically, it advances a cultural-economic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mediation and challenges the reductionist viewpoint of actor–network theory through the notion of a matrix of cultural-economic ag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