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情景”论的理论突破与创新

王夫之的诗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诗论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抒情诗,情景关系在其诗论中占据了中心的位置。王夫之从中国古典诗学只强调“触物以起情”的单向联系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来,强调了情与景之间互相触发和互相依存关系,从而将“神于诗者,妙合无垠”作为诗歌意境美的最高要求。他对情景关系的论述大大超越了前人的理论,从而将中国古典抒情诗创作规律的美学研究推向了高峰。     

论蔡琰《悲愤诗》的叙事动机和叙事角度

《悲愤诗》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由女人创作的长篇叙事诗,而且在于它是介于汉乐府和南北朝民歌之间的寥寥无几的文人叙事诗。本文对《悲愤诗》的叙事动机、叙事角度做具体的分析。     

传统诗教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传统诗教是建设高校校园文化之核心,能启迪学生智慧、重塑人文精神、提升审美能力、和谐人际关系。文理兼融、熟读经典、编撰教材、培养师资、鼓励创作是推行诗教之重要举措。     

孔融诗歌的时代特征

孔融是东汉末年一代名儒,作为建安七子之首,他继蔡邕为文章宗师,亦擅诗歌。孔融诗歌题材广泛,风格多变,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我国古代诗画关系理论的历史嬗变

我国古代的诗画关系经历四个发展阶段:最初期,通过诗画关联比较中地位对等观念确立及诗意图开始萌芽;第二阶段,诗画艺术观的标准统一和确立为形似,诗意图继续发展,题画诗(广义)出现并盛行;第三阶段,反形似的诗画一律理论的发轫和共识的取得,二者相互影响和借鉴;第四阶段,诗画一律说触发的书画同源理论出场,诗画异同理论总结并完善,诗书画合壁的文人画使诗画关系走向高潮。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不断积淀的过程,有着较为清晰的嬗变轨迹。     

民族志视野与战时中国文学乡土叙事研究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乡土和农民往往承载了沉重的民族、历史想象,尤其是在血与火的战争时期和激烈的文化转型期,乡土文学通过其深切的生存母题、隐喻模式、强烈的现实相关性和在文化表述中的重复使用,而成为一种具有高度修辞功能的情感力量,也是现代中国人接续文化传统、连通集体意识、呈现现代困境和政治忧患的重要途径。将文学性的乡土叙事与民族志联系起来考察的方法．基于“写文化”层面的跨学科凸显和“修辞”研究获得的科学性地位．通过清理乡土诗学与文化政治、乡土叙事与民间经验及“民族一国家”想象的细微关系,有助于理解、解释现代民族共同体建构过程中的“修辞幻象”及其“诗性逻辑”。     

从晚清到五四：文艺大众化运动现代模式的形成

晚清以来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在本质上是一个整体。虽然晚清和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在历史表象和内在精神上有具体而微的差别,但是二者都服务于新民强国的政治需求。“文艺大众化”是给已经贵族化的文学祛魅,以使其贴近大众、为大众接受。晚清和“五四”的知识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文学启蒙大众,达到新民强国的现代性目的。     

“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西晋诗歌艺术新变论

从＂渐为新变＂的泰始诗坛到＂勃尔复兴＂的太康、元康诗坛,最后到＂变创新体＂的永嘉诗坛,西晋诗歌艺术逐渐脱离了建安风骨之慷慨激越与正始文坛崇尚玄思的风尚,向结藻清英、繁缛绮靡、刻意追求形式技巧的形式主义风尚发展,形成了＂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的文学特征。并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可谓＂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在中古诗歌发展史上开创了继往开来的诗歌艺术风尚。     

从司空图的“冲淡”品论王维山水诗的“冲淡”美

文章在阐释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冲淡＂品内涵的基础上,结合王维的山水诗创作,对王维山水诗所体现的空灵蕴籍的＂冲淡＂美进行剖析,并联系王维山水诗的创作思想,探讨其＂冲淡美＂所蕴含的情思和神韵。王维的山水诗是作者欣赏大自然能使自己的愤愤不平,怀才不遇的心灵得到净化;以达到调整失落的感觉,失衡的情绪,减轻尘世带来的不幸与痛苦。诗人把自然作为知己,向大自然倾诉着生不得志的怨愤。     

明初天文历法管理政策的失误及其影响

明初天文历法的管理政策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实行国家管理,二是禁止私习天文历法,三是国家网罗天文历法和数学人才。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是传统天文历法管理政策的影响、明初严厉的法律和对天象灾异说的担心。明初天文历法管理政策导致明朝缺乏天文历法人才,历法落后,宋元时代高度发展的数学严重衰落,西历西法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传统历法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