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能值分析的城市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性评价-以天津市为例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从关注不同物质、能量和服务之间质的差异以及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的角度评价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性。以天津市为例，基于能值分析理论，对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进行量化，从社会、经济、环境3个维度探讨其2008－2020年生态经济系统资源输入、产出、系统服务所带来的环境压力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天津市近1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主要以外部能值输入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来拉动，能值自给率下降，经济发展对外界依赖程度增强；环境负载率持续增长，2020年的增长幅度达238%，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潜力持续变弱，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压力，自然生态系统已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系统的能值交换率、能值密度和人均能值量呈现增长态势，能值集约水平高；调节服务功能是整个生态系统服务的重中之重，且再生资源能值以及购买和外部来源对整个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指数影响较大。因此，天津市应不断发展绿色创新技术，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     

基于生态位视角的城市创新空间适宜性评价及发展策略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城市创新空间适宜性评价是识别城市创新空间和制定城市创新政策的基础,对建设创新型城市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生态位的视角,探讨了城市创新空间生态位的概念内涵,从资源生态位、环境生态位和技术生态位三个维度构建了城市创新空间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南京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南京城市创新空间适宜性的分布格局整体呈现出显著的“中心—边缘”特征,与规划的南京市域创新空间结构并不完全一致,且三个不同维度的生态位适宜性在空间分布格局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城市创新空间的发展策略。     

数字化环境下服务生态系统价值共创机制——基于上海“五五购物节”的案例研究

摘 要：面对环境不确定性的加剧,数字技术重塑了服务生态系统主体间的互动方式,为实现从微观主体到宏观系统的价值共创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本文选择上海“五五购物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价值共创因素-价值共创过程（主体-互动-资源）-价值共创结果”的理论框架,探索了数字化环境下服务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技术贯穿价值共创过程发挥关键作用。在宏观层面,数字技术连接多元主体以复杂的异质互动实现资源协同;在中观层面,数字技术跨越组织边界以合作、赋能的互动关系实现资源共享;在微观层面,数字技术发挥主体间的触达作用,以合作、赋能的互动关系实现资源重构。（2）制度和市场是影响服务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重要因素。在“由下至上”的数字顾客导向、数字消费升级和数字需求态势的市场拉动下,制度“自上而下”地发挥合法性、协调性和服务性作用。（3）在数字技术、制度和市场的共同跨层次作用下,服务生态系统实现了个人价值、组织价值和系统价值的融合。本文为探讨数字化环境下服务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洞见,为疫情后恢复经济、拉动消费带来重要的实践启示。     

企业与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主体合作深度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专用性投资的调节效应

为进一步细化研究创新生态系统中不同类型合作伙伴及合作深度的影响，回答在什么条件下创新生态系统会产生高创新绩效这一问题，考察企业与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核心主体（供应商、客户、大学及研究机构、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深度对其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两种典型专用性投资在合作深度及创新绩效之间的非线性调节作用。基于对山东、辽宁两省高技术产业的调研数据构造变量测量量表，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除了与客户合作深度之外，创新生态系统中企业与不同类型合作伙伴合作深度越高则企业创新绩效越好，其中与政府合作的积极影响最大，与金融机构合作的影响次之，与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的影响最小；除了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外，企业的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在企业与其他类型合作伙伴的合作深度对创新绩效影响中存在倒“U”型调节作用，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只有在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深度对创新绩效影响中具有线性的正向调节作用。由此提出加深创新生态系统主体合作深度、适度运用物质资产专用性投资和充分发挥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的正向调节作用等对策建议。     

平台生态系统中互补者的多边关系研究：理论溯源与框架构建

有效关系管理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随着平台生态系统在数字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深刻理解平台生态系统中互补者所面临的多边关系越发显得重要。基于此，本文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对平台生态系统中互补者多边关系的形成进行理论溯源。接着，基于价值创造、传递、获取的过程，对互补者所面临与平台所有者、其他互补者以及用户之间的多边关系以及关系管理进行梳理，并按照“前因—行为—结果—情境”的逻辑构建未来研究框架。本文从微观视角探讨互补者的多边关系，挖掘平台生态系统中互补者的交互环境，完善了平台生态系统问题的研究角度，为进一步探索平台生态系统中互补者的行为逻辑奠定了基础。     

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模式对知识转移绩效的影响研究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纷纷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以吸纳互补性知识资源。然而，如何开展创新合作才能实现高水平知识转移绩效是创新生态系统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基于268家高技术企业调研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探索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模式与知识转移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不存在实现高水平知识转移绩效的必要条件。高水平知识转移绩效是多种合作模式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等效结果；存在3种实现高水平知识转移绩效的组态，分别为政产融驱动型、政用产学研驱动型与产学研用融驱动型，3种组态间存在重叠和替代关系，存在一种实现非高水平知识转移绩效的组态。研究结果从因果非对称性角度推动知识管理研究由单维视角逐渐转向多维整体视角，为企业选择创新生态系统合作模式以实现高水平知识转移绩效提供理论参考。     

独角兽企业创新能力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耦合机理研究

北京市因92家独角兽企业扎堆涌现而倍受关注,理清背后机理可为我国其他地区培育独角兽企业提供宝贵经验。基于耦合度模型与熵权法研究我国独角兽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耦合程度,发现目前仅有北京市与广东省处于良好耦合阶段,其他地区处于磨合期、低耦合或耦合度差阶段。基于SC模型与雷达图比较分析,发现北京市76%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指标达到平均指标的115-486%,成为北京市独角兽企业扎堆出现的重要原因。基于耦合机理进行模型验证发现,北京市独角兽企业创新能力与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之间的耦合形成多维度交叉影响机制,存在着显明的“一头重一头轻”特征且与其他区域形成差异化,北京市需对耦合度处于相对劣势的5个指标实施补短板策略。本文对各地区培育当地独角兽企业所带来的重要启示在于,促进独角兽企业产生与发展,不能只出台支持企业的政策,还需盯住并持续改善各项耦合指标,提高本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与企业创新能力的耦合等级与耦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