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交汇中的女性命运——兼论赛珍珠的文化立场的嬗变

兼具中西方文化背景的赛珍珠,常常以双重文化视角审视笔下的女性命运。她尤其关注中西方文化交汇中的女性命运,她们或在两种文化交锋中遭到毁灭,或完全拜倒在西方文明的脚下,背弃传统文化,或在两种文化的对照中完成精神的涅粲和新生。不同女性命运的展现也体现出赛珍珠文化立场的嬗变。     

遥远的“他者”:杜拉斯笔下的中国形象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是一位善于赋予地理位置和特定空间以特别意义的作家。在《情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等小说中,她借助想象性的描述,使印度支那的中国都城——堤岸蕴含特定的文化意蕴。在异域地理景观和空间化的情境中,建构出一个体现文化差异性或对立性的“他者化”中国形象。她笔下的中国形象,是想象和现实掺半的虚构物。在中国形象身上,投射了作者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内心深处的情感欲望、复杂隐晦的心理动机以及更深层的焦虑及文化自觉意识。     

女性话语的身体性

身体在伊瑞格蕾（Irigaray）的“女人话”（parler-femme／female language）,西苏（Cixous）的“女性写作”（ecriture feminine／women＇s writing）和克里斯蒂娃（Kristeva）的“符号界”（the semiotic）理论当中都占有重要位置。但前两者所强调的女性话语依然是建立在本质主义的女性身体基础上的,因此在颠覆男性-意识／女性-身体这个西方传统二元对立项的同时又无形中使之强化。克里斯蒂娃则摆脱了本质主义的身体,倡导回归母性空间和身体性的符号界。这就取消了原有的二元对立,使女性话语成为男性和女性都可以介入的反男性中心话语和理性主义的表达方式。     

论《聊斋志异》中狐意象的文化意蕴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狐意象,源于远古时期先民的图腾崇拜意识。两汉时期,它呈现出瑞兽和妖兽的双重身分。从六朝到唐代,狐在被神化和妖化的同时,也不断地在向人的方向发展,逐渐获得人的外形和气质。到了明清时期,文学作品中狐的形象和内涵更加丰富多彩,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尤其《聊斋志异》中具有人形美、人性美、人情美的狐意象,既是作者寄托情感、慰藉心灵、超越现实、实现生命价值的载体,更是那个时代社会、文化状况的反映。     

影像消费:被建构的仪式

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古老的神话和信仰逐渐让位于商品拜物教。在旧媒介式微的同时,影像开始凭借自身优势成为现代神话的书写工具。影像是带有信仰成分的现代神话,以观众为目的的神话生产最终落脚在影像消费上,观众在消费社会语境下的创造性观看使影像消费被建构为一种仪式。     

身体与女性文学

身体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国和西方都有着忽略身体、藐视身体的历史,在过去的文学写作中,身体一直处于不在场状态。如今,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使身体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涌现出了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第一代“身体写作”以激进的写作姿态对传统社会的男权中心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和反拨。而以卫慧、木子关等为代表的第二、三代“身体写作”由于其低俗的文化品位和商业目的,背离了反抗男权社会,张扬女性意识的初衷,最终走向文学的堕落。只有坚持身体灵与肉的统一,才能使文学回归其本质。     

“中国绿色心脏——安康”的旅游形象策划研究

“绿色心脏”的旅游形象策划,是依据安康独特的自然人文特点提出来的,通过策划以提升安康生态旅游在全国的知名度。     

试论哈萨克民间叙事长诗独特的审美意象

哈萨克民间叙事长诗是哈萨克文学中最具光彩、成就辉煌的部分,也承载着哈萨克民族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情感心理。哈萨克民间叙事长诗中常见的审美意象有：草原意象、马意象、鹰意象、猫头鹰意象、狐狸意象、狼意象等。这些审美意象充分传达出哈萨克民族深刻的心理感受、丰富的思想情感以及独特的文化精神和美学意义。     

论安吉拉·卡特对经典童话的戏拟

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认为童话是男权社会教育、驯化儿童,尤其是麻木女性思想的工具之一。其作品揭露了男权话语霸权,成为上世纪英国开创利用经典童话批判男权思想的先驱之一。卡特成功地对经典童话进行了改写、戏拟和仿作,从而达到颠覆、消解男权话语霸权目的。她或是揭露童话的伪善欺骗性;或是把扭曲的女性还原到本来面目以张扬女性意识。     

基于网络的颜色图像检索系统设计

传统的基于颜色直方图的图像检索方法丢失了颜色空间分布信息,根据提出来的一种分块加权颜色直方图的图像检索方法,通过Visual Studio.Net 2003编程实现了在网络中基于颜色的图像检索系统的设计,并对该系统的检索效果和性能进行了详细分析。实验结果表明该系统具有较好的检索效果和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