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社会视野中民族地区的普法教育——以甘南为例

考察甘南藏区20多年来的普法教育,掌握民族地区法律适用的一手材料,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及今后的普法教育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增强针对性及实效性提供参考建议。     

我国网络社会构建公共领域的困境分析

公共领域是一个处于私人领域和国家之间的社会交往及理性批判空间,其核心是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网络的发展无疑给公共领域的构建带来新的机遇,但也助长了消费主义的泛滥,带来了严格的信息过滤以及社会群体极端化、分裂化的倾向,使公共领域的构建面临新的困境。而这一困境的解决有赖于自由表达体制的建立和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论陶行知的和谐家庭教育观及其现实意义

陶行知的和谐家庭教育观是其和谐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针对旧中国家庭教育的诸多弊端提出：家长要树立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责任感;要尊重儿童人权,建立民主和谐;要针对儿童特点实施教育,促使身心和谐;家长以身示范,和谐一致,注重方法和谐;家庭与学校步调一致达成和谐。研究和借鉴陶行知的和谐家庭教育观,对于当前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征精神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力量源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精神在今天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伟大长征的征途中,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     

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践行机制

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与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经济成分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对人们的思想道德、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胡锦涛同志提出“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划出了评判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明确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意义十分重大。我们必须建立与健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修养、示范、评价、监督的践行机制,促进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发展,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传统和合思想与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该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入手.传统"和合"思想是传统文化的精髓,包含着丰富的关于"和"的理念和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和继承传统"和合"思想,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对于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整合社会的各种价值资源,形成社会的价值共识,这就需要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的荣辱观。胡锦涛同志关于“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论述,精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的荣辱观指明了方向。“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从可持续发展到协调发展——区域发展观念的新解读

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缩小区域差距、兼顾“两个大局”的重要战略。发展、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虽互有关联,但内涵各有侧重:发展是状态的改善,持续发展强调过程,可持续的本质定义突出的是代际关系,协调发展着重的是处理人地、人人关系,追求效率和公平的平衡。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内在关系紧密,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强可持续发展,是区域发展的最高要求;区域协调发展是相对的、动态的、长期的,将随着区域发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对这些观点的阐释,有助于统筹区域的协调发展,有助于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     

变权力代言为道德代言:大众传播机制与社会和谐

由精英阶层向大众传播其社会信息与价值的过程称“等级传播”,是古今传播机制的主要模式;大众阶层接受、消化、散播、反馈、修正精英阶层对社会信息的意义解释过程,称“平级传播”,是传播机制的辅助模式。当代社会大众传播空前膨胀,但其实质仍然是精英阶层以大众利益的名义,利用大众的认知误区,用“等级传播”来为特殊政治或商业集团利益服务的“权力代言”活动。要实现精英传播与大众传播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大众传播由“权利代言”变为“道德代言”,建构和谐社会公平合理的传播秩序,就应采取以下措施:一、在教育和学术机制上确保大众传播对本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二、建立国家对媒介产业的评价监测系统,发挥其引导、调节、制衡的作用;三、政府和企业赋予媒介一定程度的监督批评空间,以推行社会规范;四、形成全社会的道德评价机制。     

交往生活的公共性转变:两个世纪的主题

农耕文明中国在交往或实践活动方面造成了一个与私人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非常发育,但范围比较狭窄的私人交往社会。这个交往社会中的私人关系以及产生的社会关系具有异常稳定的性质。它的主要问题在于,它造成家族成员的过大规模的聚居,形成了择偶和婚姻方面的许多禁忌、繁缛的私人交往礼节和人情往来上的过大负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村落中的人们去外界、去城市追求自己的职业生涯。这个社会的基础及其秩序一直延续到清代晚期,历经王朝的变迁而没有根本变动。这个社会基础的改造或改进是中国最近的近两百年的社会思想中的一个主题,尽管它常常被别的话题压倒。直到最近几十年间,这个社会才在基本结构上发生着一些深层的改变。在总体上,在这近两百年的历史上发生的是中国人的交往生活的一种缓慢而带有根本性质的转变,即这种交往生活的公共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