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沈葆桢的留学教育思想研究

本介绍了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浓葆桢首开官费送学生赴欧留学的经过。中着重阐述了沈葆桢的留学教育思想，分析了留欧教育的历史意义，以期对晚清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     

宋代河内向氏家族姻婚对象考论

宋代河内向氏是著名的世家大族，联姻对象众多。本文将其分为三类：皇室：大官僚家族；进士及有官身者。同时，文章对其作了介绍和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河内向氏是很注重门第的。     

袁世凯与清末民初的留学教育

清末时期,袁世凯手握军政大权,主张派遣军事留学生学习国外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民国初期,袁世凯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留学教育理念,其主政的北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留学教育的法律规章,规范了留学生的选拔、管理、经费等问题,促进了留学教育的发展。     

略论清末中学堂的德育

一百多年前清末实行的教育改革奠定了我国近代中学教育的基础。在以尊君尊孔为核心的教育宗旨指引下,清末兴起的中学堂实施了以读经讲经为重点的德育课程,推行了以制度考核为手段的德育管理,体现出社会转型期新旧杂糅、中体西用的时代特色。清末中学堂德育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仍未实现其拯救统治危机的初衷。     

Towards an Economy of Lifelong Learning: Reconceptualising Relations Between Learning and Life

Lifelong learning should embrace more than instrumental purposes. Some late modern social formations threaten individual autonomy, subordinating the needs of 'agent'in a 'locality'to universalising rationality, necessary for growth in a globalized and virtualised economy. These phenomena are discussed and illustrated. Learning, now an'economic' activity, could bind individuals in heteronymously defined lifeworlds. Prerequisites of an alternative conceptualisation are examined.     

论晚清西北边疆危机与清廷对策

19世纪60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染指、干涉,加剧了西北边疆的混乱与纷争,民族分裂势力引发的边疆危机开始显现并扩散。清政府坚持军事平叛与外交谈判、经济开发三者相辅相成的对策,并以新疆建省,以巡抚制取代军府制,有效化解了危机,确保了在晚清70余年时间内,西北边疆未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分离出去。其根本原因,在于自清初以来继承和发展起来的"大一统"思想影响深刻,深入人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各民族产生强烈的内聚力,而边疆的动乱违背了各民族的共同意愿,损害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必然会遭到大多数民众的排斥与唾弃。     

守道与救时——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学术特色

守道与救时是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主要学术特色。晚清湖湘理学群体重视守道,但是却绝不满足于此,而是以经世目标为准绳和归依。在“守道”的基础之上,他们把义理经世作为救世的良方加以提倡并身体力行,最终成为“救时”的重镇。     

北朝元氏与勋臣八姓婚姻研究

勋臣八姓是平城时期元氏最主要的婚配对象,其中穆氏子弟所占比例要大大高于其他部族子弟,是元氏最固定的婚姻群体。元氏与勋臣八姓的婚姻也是可以达到民族融合的,而这种融合和迁都后相比是隐性的和有限的。这些婚姻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     

白皮松后期胚发育的研究

白皮松成熟胚的显著特点是苗端发达，胚苗端的H／D(高度与直径)比率平均为0.83,   有时达0.96，为松柏类植物所罕见。它的苗端可分为四个细胞区：顶端原始细胞、中央母细   胞、周缘组织和肋状分生组织区。在肋状分生组织与下胚轴的髓之间，有一过渡组织区。       从成熟胚的结构来看，松科成熟胚基本上可以分为3种类型：1．子叶特别发达，但下胚轴短; 2．下胚轴与根冠近等长; 3．下胚轴比较发达，白皮松就是这种类型。     

胡乔木晚年对中共治史理念的新思考

作为中共党史专家兼领导者,胡乔木对中共党史学科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有太多的思考。这种思考,带来他治史理念的新变化。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党史学遭到的破坏,胡乔木科学论证了历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了党史研究要坚持科学性、四面八方、历史主义、学术价值与阅读价值相统一的原则;晚年他还特别强调对中共党史研究要坚持以史实叙史,以及历史要分析等科学的研究方法。他的这些新思考,为中共党史学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作出了贡献,促进了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