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安时期骚体赋的特征

在社会人文诸因素影响下,建安时期的骚体赋创作呈现出许多引人注目的特征：题材内容由重抒情向咏物、征戍、纪游等领域拓展,文体功能增强;形式上的散体化倾向和多体同题现象的出现,骚赋的体式特征逐渐弱化;受个性觉醒等因素影响,抒情视角逐渐下移;与建安整体时代特征相合,作品的情感基调呈现出悲凉的特征。     

翻译“暴力”的导火索——论概念思维对文学翻译的危害

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把文学作品视为对象性的客体,试图通过分析和抽象对文本的意义加以剥离、复制。但是,理性的还原和概念化却可能会抽干文学"意象"的生命灵韵,使其蜕变为僵化、呆滞的观念重复和思想停滞,进而使文学翻译丧失其应有的艺术品格,沦为理性"化异为我"的工具。     

从阐释学角度看译者的主体性

在以往的翻译理论研究中,译者常常被视为原文的＂奴仆＂,强调译文的忠实性,认为其只是原文的复制。而本文以阐释学理论为指导,从译文的选择、解读、表达几个方面分析了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主体性的发挥,指出译文是某种意义上的再创造,而译者主体性的存在是不可缺少也是相当重要的。这也对占译者各方面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试析戏曲电视剧的叙事特点

戏曲电视剧是戏曲艺术和电视艺术有机结合形成的独特的综合艺术,其叙事特点既不完全同于一般的电视剧,更有别于舞台叙事。是戏剧和电况的本体差异造成了戏曲电视剧非代言体的叙事体裁、非聚焦型的叙事视角、连续的线性叙事结构以及逆时序的叙事方法等叙事特点。     

文学史观的转变与多民族文学教学

中国文学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因此“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多元一体”中的“一体”应有两个层面：一是统一在“中华”或“中国”上,二是统一在文学上,即文学性应该是第一位的,民族性只是第二位的。文学性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编写与教学中应该把握好的“度”,只有把握好了这个“度”,才能编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才能够在教学实践中普及和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普通高校的中国文学教学应逐步推进多民族文学的教学,在突出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其文学性,找到各民族文学在“中华多民族文学”中的坐标。     

雷平阳诗歌中的地理景观

地理景观的文学生产,在雷平阳的诗歌作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深刻理解诗人作品中的地理景观,并对其进行分析,将会成为打开诗人深层思想意识的一把钥匙,从而有助于发现诗人的作品意义指向。     

文学史写作的新收获——平张炯主编《共和国文学60年》

《共和国文学60年》是一部研究型文学史,既完整地展示了共和国文学60年的文学成就,又是分别独立的四本有学术个性的研究著作。对十七年和文革文学,作者试图进行历史还原,以史料爬梳重新切入这段文学史,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多以文学批评为基础,对重要的文学现象进行审美解读和理论分析。这部文学史既承续了传统史学“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传统,也兼顾了文学批评的评判职能,发挥了写作者的文学审美力和思维分析力,构成了对已有文学史的超越和突破。     

论功能翻译理论视角中的文学翻译——以《飘》的两个译本为例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是功能目的论,它有两个重要的法则: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功能翻译理论对文学翻译评价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著名的长篇文学作品《飘》的两个译本在词汇层、句法层和段落宏观层三个层面分别采用了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方法。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视角来评价文学翻译,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只要能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达到其翻译的目的,都应认为是合适的翻译方法。     

伟大的艺术感染力：论托尔斯泰小说的“词语”叙事

阐述了托尔斯泰小说叙事艺术的博大精深。认为用特定的＂词语＂来贯彻作者的艺术主张,塑造人物形象,强化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是托尔斯泰小说创作中的突出特点。分析了在＂词语＂叙事中,托尔斯泰所主张的艺术感染力的三个条件,即感情的独特性、人物形象的清晰性和小说文本的真诚度,从而达到了实践性的贯彻与强烈的审美展示。     

情采：真情之采——《文心雕龙·情采》题旨再探

“情采”可理解为真情之采,强调以真情为里的文采。从《情采》篇、《文心雕龙》、历史传承和时代文风来看,都是强调“采”字,刘勰也很难例外。刘勰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变异、创新的,其进步意义在于在可能的限度里反对时尚,提出文质两重的文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纠偏作用。《情采》篇依然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