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的学科化与体制化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在70年的时间里已完成了80部之多,《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无可推卸地成为了文学史编撰的先导与模本,既是对前一段历史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望。该书在强调时效性的同时兼容了＂人本＂、＂激情＂等学科化特色;确立了文学史的体制化和话语权威;提供了新时期之后文学重评的标准;也留给我们一些文学史写作所面临的当下时势与学术主流之间的困惑与挑战。     

普林斯顿的追随者：抒情传统视野下的中国古典文学史叙事

作为20世纪后半期华语学界最为重要的古典文学阐释架构之一,海外及港台＂中国抒情传统＂研究,不仅致力于比较诗学论域中＂抒情美学＂的理论建构,同时也倾力于开拓抒情传统之文学史书写及重构的话语空间。其中,围绕着高友工的美典理论,其普林斯顿的追随者（孙康宜、林顺夫）构筑出抒情传统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叙事,为五言诗、律诗、词体等文类的演进及亲缘关系提供了独到而深入的解说,描绘出自汉末至宋末的一段抒情文学的风云传奇。     

作为历史“中间物”：重读高晓声1985年后的小说——一个台湾研究者的辩证思考与实践

论文站在完整搜集、阅读高晓声一生作品的前提下,重新清理及解读高晓声1985年以后小说中的视野、主题及创作困境等问题,期望能成为今日再参照、辨证的资源。涉及的面向包括：农村与经济现代化转型问题及其新保守态度、＂文革＂历史清理的政治困境与寓言困境、归来知识分子的生活危机与自我安顿的矛盾,以及中美现代化参照、反省与思考的定型。     

关系主义与文学研究

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论争是＂关系主义＂的出场语境。南帆的＂关系主义＂是一种阐释策略,是文学理论应对日益复杂化的中国经验与文化问题的一种论述策略。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而且还是一种知识立场,是一种＂广谱的批判＂。阐释者本身也是关系网络之一部分,置身于＂结构＂之中。在文学研究领域,＂关系主义＂迄今还属于一种少数话语,但在其它领域,它并不缺少同道。     

中国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关系研究：从“史观”到“体制”——读范伯群的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

范著的形成,基于对二元对抗思维和“斗争史观”的摈弃以及多元共生文学史观的建构。让原始资料说话是它的又一特色,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可做,例如相关报章的通检以及促成专业资料库的建立等等。它还启示我们,应该关注不同文学流派之间的联结点,这是它们所以能够共生的基础。范著的体制则贯穿着通俗丈学的“动力机制”功能及其运作过程,展示了文化市场对多元共生景观的布局、平衡和稳定所起的关键作用,既是对通俗文化特性的准确把握,也提供了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历史经验。     

文学批评阅读法在教学中的应用

采用文学批评视角观照教学过程,对学生的定位进行了新的界定。从研究文学批评阅读法的特点入手,探讨教学改革新思路,同时着重就如何启发学生创造性思维进行了研究探讨。     

对建设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点补充性设想

在对＂现代中国文学史＂这一文学史理论构想的合理性与艰难性进行阐释的同时,也对＂现代中国＂这一概念在国家建设和文学想象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并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框架之外,试图从语言关系的层面对疏漏的海外华文文学、翻译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一定程度的包容尝试。     

人类学写作：科学与文学的并置、兼容

从科学与文学关联的角度关注＂人类学写作＂问题,讨论写作的人类性和人类写作性;提出＂人类学写作＂就是人类自我认知的文本呈现,是人类文化的＂自画像＂。     

从阐释翻译理论谈译者主体性及文学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

斯坦纳阐释翻译理论的四个步骤即信赖、侵入、吸纳、补偿凸显了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译者的主体性比在翻译其他体裁的文本时表现得更为明显。然而,译者主体性是否能够发挥到最佳状态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译者是否具备足够的文学理论知识。本文首先阐述了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了在文学翻译活动中文学理论知识对译者合理发挥其主体性所起的作用。     

“境界”的审美特征及其在翻译鉴赏、批评与创作中的运用

虽然“境界”在哲学、美学与文学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翻译界对于境界理论的研究成果十分少见。本文从“境界”范畴的三个基本特点入手,提出了“境界”集鉴赏、批评与创作于一体的“三位一体”说。用于文学翻译鉴赏的“境界”体现了它的直觉感悟性特点,用于文学翻译批评的“境界”体现了它的觉解层级性特征,用于文学翻译创作的“境界”体现了它的情感表现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