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21世纪的中国乡村再造

从“改革、发展、稳定”三个方面论述了“三农”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紧迫性、重要性,指出了当前人们在思考和解决“三农”问题过程中的主要观念误区,提出了以“中国农村新社区建设”为核心的21世纪中国乡村再造的蓝图。     

以制度创新推进农村第二步改革

当前，农业、农民、农村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积极稳妥地实行农村第二步改革，制度创新是动力。农村第二步改革的制度创新主要包括：农村税制创新、行政机构创新、农村户籍制度创新、财政政策创新、农业结构调整等方面。     

税费改革与合村并组

农村税费改革使村级组织收入大幅度减少，相对于减少村干部职数，降低村干部报酬，合村并组是弊端较少的选择。税费改革将各种税费合并为税，改“任务分摊”为税务部门征收，并取消两工、改革三提、“一事一议”，为村组合并创造了条件。     

和谐语境中的农村文化建设探讨

农村文化在和谐农村建设中具有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的作用。在农村文化建设中,要立足于现实,促进文化与经济互动,城乡文化互动,以农村独特的乡土文化为内核,以先进文化为导向,构建现代农民需要的新型农村和谐文化。     

社会控制与社会失范：“城中村”体育社会解组现象分析

摘要：“城中村”是村中城市化过度的产物,是中国很多城市发展面临的一个难题,居民体育出现无序发展现状。为促进“城中村”居民体育健康有序发展,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等研究方法,以“城中村”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空间作为考察对象,选用大量的个案研究,以个人、家庭、组织及社会为纽带了解“城中村”体育社会解组现象。以社会失范理论解释发生在“城中村”中的体育赌博、体育犯罪、体育传销、体育非法组织等社会解组现象,分析“城中村”体育社会解组现象产生的原因,运用社会控制理论框架构建“城中村”体育的社会结构、社会规范制度,使“城中村”体育发展趋于良心循环。研究结果表明：“城中村”传统文化对人的控制已经减弱,而新的文化价值尚未构成,因此社会失范在这里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体育控制失灵现象是“城中村”体育社会解组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城中村”的社会体育结构和规范制度对控制发生在“城中村”体育社会解组行为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城中村”应该依靠村委会的力量,重建“城中村”体育公共空间,建立一套规范的社会体育规范体系,管理“城中村”体育,从而达到“城中村”体育组织的自主整合。     

源于乡土之中的“村规民约”体系及其未来演化方向--基于法律人类学的研究进路

基于法律人类学的视域,可以对中国现今的“村规民约”体系作出系统解读。围绕着“村规民约”的概念之争及其性质之辩,学界历来存在着不同声音。因此,在定义其属性之时,有必要将其置于“国家法”的分析框架之中,进而凸显其价值特性。与此同时,采用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可以对“村规民约”的运行机制及其运行模式作出深层剖析。在未来语境下,“村规民约”的命运取决于双重维度———即内在维度和社会维度。只有优化“村规民约”的生成程序,才能凸显“村规民约”的自生秩序功能;只有建构完备的吸收转化机制,方能实现“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在可行时空内的多元互动。     

新发展观语境下的农村文化建设论析

虽然新农村建设已成为主流话语,学者们对此也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新农村建设到底该如何展开,学术界的认识却存在很大分歧,这些分歧又导致人们对农村文化建设理解的差异。我们在探讨如何进行农村文化建设之前,首先应树立关于农村社会的新发展观。在新发展观的指导下,我们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目标和载体将会有更清晰而深刻的认识。     

对一个村落舞龙传统的考察与分析——以浙西“全旺村”为个案的研究

社会变迁在传统的发展和演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传统的兴衰存亡。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以村落舞龙传统为例,通过对全旺村舞龙活动的历时性研究,考察村落舞龙传统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而从一个新的角度参与传统体育与社会变迁这一话题的讨论。     

专业村的整合困境——以浙江绍兴嵊州W村为例

在中国乡村工业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许许多多专门从事某种特定行业或职业的专业村.专业村的整合与发展有其独特的面相.这一独特的面相就是其成员之间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从事相同的职业、做相同的产品、面对同一个市场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专业村内部利益纽带的缺失是专业村之所以出现整合困境的根本原因.     

论帝俄时期村社的发展变化

在俄国的欧洲部分(简称欧俄),村社连同现代化同步进入20世纪,一直存留到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的1929年.然而,20世纪初期的村社与原始社会末期形成的村社、中世纪的村社以及资本主义时期的村社有着明显的差别:1.连环保被废除;2.新增了环境保护功能;3.农村土地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帝俄时期,农民继续分化,传统的习惯法准则遭到破坏,村社的封闭性被打破.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后,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村社瓦解与适应的矛盾过程同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