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和工业园区发展中的企业邻近与集聚辨析

在“产业集群”风靡我国的时候，两种倾向尤为显著：一是将企业集中到工业园区发展，二是在城市或区域内打造和拉伸产业链。这引发了两个基本的问题，其一，企业的地理邻近是否一定有利于企业和区域竞争力的提高？其二，产业链是否一定要在本区域中打造？本文回顾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并分析了我国的实例后提出，为提高区域和城市竞争力与创新能力，不仅要重视企业的地理邻近，更重要的是促进产业联系的形成和增强．既包括近距离的联系，也包括关系邻近而地理距离遥远的产业联系。那种简单地把产业集群与工业园区混淆，以及把产业集群发展看成本地产业链的打造都是有害的．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的时空分异研究

[目的/意义] 厘清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的时空分异现状与特征,旨在指导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工作,帮助推进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发展。[方法/过程] 运用全局熵值法对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水平进行测度,采用 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探讨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其分布动态演进过程。[结果/结论] 基尼系数分解结果表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水平总体差距整体上呈缩小态势,超变密度构成了地区差距的主要来源。Kernel密度估计表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水平在考察期内略有上升,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水平较高的省份与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水平较低的省级行政区之间的差距正逐渐扩大,且全国和西部地区的两极分化趋势较为突出。     

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竞争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在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破除论文“SCI”至上的双重背景下,以高校自然科学学报为研究对象,从办刊定位、学报管理、刊登内容、稿源结构和资源挖掘等5个方面对其竞争劣势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与其相关的办刊资源,分别从5个视角(差异发展、管理激励、高地引领、稿源优化和资源聚合)提出竞争力提升的路径选择,以期为高校自然科学学报的竞争力提升提供理论支持和路径参考。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西部民办高等教育考察

本文分析介绍了西部民办高等教育的概况及成因,指出西部民办高校在适应西部开发对人才的需求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而西部经济的发展成为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加速器,为其发展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     

中等职业教育区域均衡发展的成绩、问题和对策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对促进教育公平、实现入学机会均等、缩小区域间人力资源存量差距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投入水平和校企合作条件等方面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现象。区域职业教育的均衡发展依赖于资源要素的支撑,更依赖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条件的优化。鉴于当前我国校企合作条件正处于U型曲线开始回升的关键时期,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需要实施分类指导、分区域推进;加大经费投入和保障力度,实施标准化建设;加强东、西部地区的对口支援;优化职业教育运行机制;实现体制机制创新。     

工业大气环境中钢混结构的腐蚀原理和阴极保护

钢筋锈蚀和影响钢筋锈蚀速度的原因是多样的,针对含氯离子的工业大气环境对钢筋锈蚀的影响,阐述了发生腐蚀的机理和影响因素,分析了钢混结构裂缝产生的原因,探讨了电化学腐蚀与一般腐蚀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现有防治措施的不足,并重点介绍了阴极保护的方法,同时也对钢筋锈蚀后的修补与应用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不同的土地类型基因形成西南地区多元性文化特征

我国西南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复杂、民族众多,土地和文化呈现异质性和多元性特征。高原草甸区形成了畜牧业为主的土地经济模式,文化表现出浓郁的游牧特征;气候温和的坡地孕育了梯田稻作,宅田联系紧密,形成西南独有的大地景观;坝区土地适于耕作,逐渐发展起了水田稻作的土地经济模式,形成完整的社会体系。西南各民族运用各自独特的智慧在多样的土地上创造出丰富的土地文化,使西南地区的聚落形态最大限度的与土地文化相吻合,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聚落形态。     

二重积分计算方法的探究

在二重积分一般计算方法的基础上,着重讨论如何利用几何意义、对称性、交换积分次序来简化二重积分的计算。这对于数学理论的研究及二重积分的运算都有重要意义。     

基于邵阳地域经济的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本着服务于邵阳区域经济发展的宗旨,着重探讨构建适应邵阳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新型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从而培养出社会急需、用人单位欢迎的商务英语人才。     

基于G—L指数的中德产业内贸易分析

文章结合产业内贸易理论,利用G—L指数模型对中德1996—2010年双边贸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SITC5、SITC6、SITC7、SITC8这四类工业制成品贸易的主要形式是产业内贸易,而且中德双边贸易呈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的趋势。同时,通过计量分析得出,中国的市场规模及德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是影响中德制成品产业内贸易的主要因素,但对不同类型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程度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