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自信视角探索我国体医融合之路

体医融合是获得健康的根本法则之一,是民族健康强盛的必然要求。探索我国体医融合之路,必须基于文化自信,紧跟时代主旋律,借鉴传统体育和中医融合的历史经验及其启示。仔细体会传统体育中武术、养身体操等运动对体医融合的贡献,在学习借鉴传统体育和传统医学的基础上,探讨如何走出一条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学校先行、法制健全的协同发展道路。研究认为体医融合试点践行中,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加大力度:制度保障,法规护航;培养人才,科学指导;学校为主,三教合一;媒介传播,课程参与。     

体医融合相关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体医融合是党和政府提出的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具体实施措施之一,它不仅为体育健康产业与医疗行业的结合指明了方向,而且也将促成一个新的行业,或者说是体育健康产业中的一个新的分支。体医融合需要实现体育运动促进健康过程的量化控制,实现医学治疗与运动锻炼的完美结合,因此它是新事物,需要从基础研究到管理、实施全方位的创新与构建。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体育消费实证研究* ——以广东居民赴香港参加体育赛事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中介效应分析等方法,选取广东居民赴香港参加体育赛事者为调查对象,了解两岸居民参与体育赛事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帮助相关部门企业制定合理策略促进两岸体育爱好者交流及地方经济增长,同时进一步拓展了跨境消费行为研究,特别是跨境体育消费研究。结果显示,赛事产品因素及相关吸引因素对个人态度及行为意愿具有重要影响,而经济因素和交通因素对于跨境体育消费者的决策影响十分有限。通关因素、货币汇率因素对跨境参加体育赛事影响不明显。     

大学体育“三个一流”建设改革探索

为贯彻本科教育必须实施人才全面发展教育方针,深化大学体育教学改革,围绕培养一流教师,建设一流课程,实现一流教学的新思路,运用文献资料、调查访谈、比较分析,逻辑归纳等研究方法对本科教育视域下大学体育在人才培养中的影响因子进行探讨。认为我国对高校和高校教师的评价体系重科研、重学术、重获奖、重发明等,对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重视理论大于实践。研究认为本科教育第一要务为人才培养,大学体育的深化改革必须为培养人才服务,以学校办学目标为依据,办学条件为依托,办学环境为依靠,推进体育课程改革和教学变革,全面提高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人才的培养质量,实现新时代大学体育内涵式发展。     

我国体育产业结构性失衡与供给侧破解路径

在新时代体育产业发展进程中,我国体育产业结构性失衡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而推进体育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破解体育产业结构性失衡具有现实意义。采用供给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剖析我国体育产业结构性失衡的表现形式,解构我国体育产业结构性失衡的形成原因,探寻我国体育产业结构性失衡的供给侧破解路径。研究表明：1）我国体育产业结构性失衡表现在：体育产业的产值结构、就业结构、供给结构等方面。2）体育产业结构性失衡的形成原因有：经济体制决定体育产业结构、体育发展战略固化体育产业结构、大众需求结构钢化体育产业结构。3）体育产业结构性失衡的供给侧破解路径为：明晰政府与市场边界,发挥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体育产业结构政策,发挥体育产业在体育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推进体育供需平衡,发挥体育产业在促进体育消费中的作用。     

中美竞技体育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

运用双框架模型对中美竞技体育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研究。认为:①从显现性框架分析,美国竞技体育国际竞争力一直稳定处于高位,而中国则呈现以2008年为峰顶的倒“U”型发展特征,且与美国还存在一定差距;②从解释性框架分析,美国竞技体育国际竞争力已趋于顶峰,而中国稳步提升;③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潜力巨大,但短时间内难以赶超美国;④“举国体制”有利于中国竞技体育显现性竞争力的提升,但与美国社会办竞技体育的发展模式相比,市场、社会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作用发挥不足,不利于高经济性项目、高欣赏性项目的发展;⑤坚持“举国体制”、承办2022年冬奥会有利于中国竞技体育显现性竞争力的提升和冬季项目的发展,但同样存在竞技体育项目布局转型的困难和群众体育基础薄弱的困境。     

可宥性事由：体育竞赛“越轨”行为出罪的又一考量因素

可宥性事由源于英美刑事诉讼中的可抗辩事由,与正当化事由联袂构成行为出罪理论的基石。与正当化事由不同,可宥性事由已经僭越了法定的行为正当化条件,行为的违法性首先被肯定,只是在责任归属上寻求宽恕性处理。引入可宥性事由,可丰富体育竞赛行为入罪和出罪的相关内容,便于司法统一判定。分析认为,体育竞赛行为可宥性事由成立,要满足体育赛事本身具有合法性和正规性、主体仅针对运动员、行为局限于体育竞赛行为、违法目的“单纯”性、行为以“反规则”为前提等条件。入罪和出罪的类型化有利于定罪和量刑的规范化,分别对竞技伤害行为、滥用兴奋剂行为、假球等竞赛舞弊行为适用可宥性事由予以出罪抑或减轻处罚的情形进行具体分析。最后,指出体育竞赛运动员可宥性事由行为入罪不能忽视运动员自由保障的理念,且尽量避免选择性刑事司法。     

新冠疫情背景下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呈现与发展契机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以新冠疫情期间太极拳、八段锦等民族传统体育对医患双方的身体康健和精神免疫为切入点,阐释民族传统体育在“国之大事”之际的“为民情怀”,及其表现出的至高的生命尊重。在此基础上,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科学价值、人文精神、现代化发展进行反思。提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应利用好发展契机,积极承担和主导学术话语的建构;充分发挥中国文化的载体作用,以“世界性”的抱负,承担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战略使命;扎根民间,立足中国,坚持中西结合、人文与科学结合。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我国体育智库的责任与担当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体育智库的新使命在于推进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和体育治理现代化建设。基于此,采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从外部和内部两个角度,对我国体育智库的责任和担当进行深入探讨。认为体育智库对内要注重更新管理体制,完善运行机制,建设和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对外要通过科研成果转化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重塑体育治理生态,提升国家体育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体育地位硬实力,促进体育融合发展,最终服务于我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由单一政策扶持到多元社会融入： 我国体育扶贫的历程、形式与路径

体育扶贫是精准扶贫理论、均衡理论和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在体育领域的现实应用,亦是体育在扶贫工作中的实践形式。我国体育扶贫经历了从单一政策性扶持到多元社会融入的发展变革。但在现阶段还存在社会认知度有限、政策针对性不强、参与主体和方法手段相对单一、长效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提出：要科学做好顶层设计,将体育扶贫全面融入乡村振兴战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不断创新体育扶贫的形式与内容;完善配套政策,为体育扶贫营造良好的环境;唤醒扶贫对象的脱贫意识,激活乡村振兴的自我发展动力;加强体育文化精准扶贫,兼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为体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工程中发挥更重要作用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