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研究院第一届会员分析——兼与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比较

北平研究院作为民国时期最重要的综合性学术机构之一,其“会员制度”与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制度”一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对1948年北平研究院第一届90名“会员”的产生过程及会员的年龄、籍贯、学历、任职、去向等情况进行分析,并与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进行比较.通过对民国时期学术精英群体的微观社会学考察,理解中国现代学术评议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之重要意义,并体察社会使命、学术自由在科学研究中的价值.     

两岸携手 大展雍正——传真台北故宫博物院《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

2009年10月7日至2010年1月10日,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的《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举办,共展出246件典藏文物,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203件、北京故宫博物院37件、上海博物馆2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文研究     

蔡元培与中国科学

教育和科学是蔡元培一生事业中的两大支柱。他把“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结合在一起，积极推行科学教育，普及科学知识；创建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为中国科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封面院士简介

张景钺植物学家,原籍江苏武进县．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2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科学博士学位．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在高等学校任教多年,长期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     

本期封面院士简介

苏步青数学家，浙江平阳人．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1931年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1948年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名誉校长，中国数学会名誉理事长．主要从事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学等方面的研究，被誉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早期在仿射微分几何学和射影微分几何学研究方面取得出色成果；其后在一般空问微分几何学、高维空间共轭理论、几何外型设计、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等方面取得突出成就．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胡适文献编纂观考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生于1891年,卒于1962年,现代著名学者、哲学家、文学史家、诗人,新红学的创始人之一。他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留学,师从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回国任北大教授,投身新文化运动,是该运动的早期领导者之一。1949年再度赴美,1952年去台湾,1958年4月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主要著作有《胡适文存》等。学术史上的胡适不仅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还兼受西方文明的熏陶。     

《档案中的历史(清代政治与社会)》出版北大核心CSSCI

由刘铮云所著《档案中的历史（清代政治与社会）》一书,2017年6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华学人丛书》之一种。刘铮云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曾长期负责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工作,负责建置了内阁大库文件数据库,将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三个清代档案典藏机构的数据库整合到一个检索平台上,使研究者可以同时检索三个数据库的内容,并得工作之便,从事清代政治与社会史研究。     

汤用彤先生的佛学研究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现代哲学家、佛教史学家。祖籍湖北黄梅，1893年出生于甘肃渭源。1917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18年赴美国留学，192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南开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36年任北京大学（包括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等职。1947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办事处主任。1949年2月，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1年起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并曾任中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专门委员，《哲学研究挑《历史研究》编委。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64年逝世。     

药学家黄鸣龙致朱家骅函札六通考释

本文整理刊布黄鸣龙于1941至1948年间致朱家骅的六封信 .其内容涉及黄鸣龙抗战时期在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期间,对薪金和所务的意见、研究工作、设立药学研究所的建议、推荐助手赴美任教、为家人谋职以及在美研究等情况.文中引证相关档案等史料,考释六封信的写作背景和内容,为了解这一时期黄呜龙的生活境况、学术研究及与朱家骅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设立教育研究所的动议、结果及其原因探析

中国传统教育在近代引进西方教育思想和制度并向现代教育转变的过程中,学术界普遍认为应成立专门的教育研究机构以辅助和促进西方教育思想和制度的"中国化"进程。中央研究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机关,曾拟设立教育研究所,但始终未能成功。究其根本,经费短缺、对教育研究的认识问题及中央研究院与大学院、教育部的体制关系问题是教育研究所未能设立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