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孔

奕诉：奏设同文馆；聂圣哲：讲述平民教育；康有为：请开农务学堂；李进：孜孜以求高职持续发展。     

晚清洋务派外语教育举措略考

在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洋务派为了培养外交人才,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强化了外语教育。其兴办学堂与留学教育两大举措对培养外语人才、传播西学、提升科技与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海关税收在清末同文馆办学过程中的作用

同文馆初创时,清朝政府内外交困,财政状况恶化,户部无法拨出专款来创设学校,总理衙门主张从海关税收中提取一部分用来办学。在同文馆整个的历史发展中,都依靠海关税收作为办学的经费来源。     

如何有效组织课堂教学

1632年,捷克大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其出版的《大教学论》中,提出了有关班级授课制的系统化理论,由此班级授课制（课堂教学）亦逐渐成为了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就我国来看,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京师同文馆,那是我国采纳班级授课制这一教学组织形式的开端。此后,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改革开放的兴起,尤其是一系列教育改革活动的推进,我国的课堂教学也在不断地改革与创新。     

中国近代外语观之嬗变——对清末同文馆之争的反思

围绕外语教育和西学,清末中国各界在坚守汉语、中学的前提下展开了激烈论战。保守派以谨防西人宗教渗透、警惕西学冲击中学为由,对外语、西学采取蔑视、拒斥的态度;洋务派主张打破语言“夷夏观”束缚、营造中外语言平等氛围,强调外语之简易、外语教育之必要和外语在西学（尤其是“艺学”）东渐路上的媒介功能;维新派呼吁中外文兼修,反对洋务派“艺学为本,语言为末”的倾向,在外籍汉译中贯彻“政本艺末”的主张。对于外语和西学译介,由蔑视、拒斥到被迫接受而至积极倡导,近代外语观的嬗变从侧面折射出国人由华夷之辨的蒙昧走向开放、试图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进取精神。其背后潜含着各派基于不同文化立场,对国家前途的思考和话语权的争夺。     

谫论京师同文馆中的科学教育

对京师同文馆中科学课程的设置、教师的来源进行了探讨,并阐述了同文馆实施科学教育的重要意义。     

考官的雅集——《同文馆唱和诗》发覆

《同文馆唱和诗》,是北宋元祐时期考官雅集的产物。早在北宋,它即有单行本问世,而非迟至清代,才有好事者辑录成书。当时参与唱和者,共有十二位考官,其生平不详者,本文依次考辨之。     

广州同文馆探源

广州同文馆于1864年6月在广州成立。它是洋务运动发展的产物,也是广东地方官员努力的结果;它成立后又对洋务运动在广东的发展产生了推动。广州同文馆是广州近代官办教育的开端,它不但培养了一大批外语人才,而且为广东后来开办各种新式学堂提供了重要借鉴。     

清末化学东渐过程中的三城鼎立以最早的几本化学译著为中心

三城为清末时期的广州、上海、北京。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化学学科虽迟于天文、数学、物理等较早成型的学科,但却因此具备"后发"优势,一开始便在广州、上海、北京三大城市同时展开;广州博济医局、江南制造局、京师同文馆等数家单位相继翻译出版化学专门著作,一时出现三城鼎立的学术盛况。通过简要还原这一盛况,并梳理后世学者在几本译著上所做考证之得失,如元素名称译法发明权、底本背景、原著者身份等方面,再现了其间的几个戏剧化情节。     

论京师同文馆的数学教育

由于清末奕沂等人认识到学习天文、算学对于机械制造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故请求在京师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1867年(同治六年)京师同文馆天文算学馆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