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觉《春秋》学对啖赵陆的继承和发挥

啖助、赵匡、陆淳作为中唐时期著名的新《春秋》学的代表学者,实开宋学之风,其《春秋》学思想在宋代《春秋》学史上影响巨大。孙觉作为北宋《春秋》学者,探讨二者之间的学术继承,有助于把握宋代《春秋》学的学术源流和整体脉络。     

《汉学商兑》“集矢于戴震”说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是以桐城派为中坚的宋学对汉学的系统清算,汉学阵营以戴震为首,那么<汉学商兑>"集矢于戴震"就很自然.中国经学史上对方东树多所贬抑,但梁启超却认为其<汉学商兑>"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故就<汉学商兑>中"集矢于戴震"处加以申说,以对梁启超的评论作一注释.方东树的<汉学商兑>除了门户之见、私人恩怨外,主要还是经学内部的学术分歧.     

从《桐城麻溪姚氏宗谱》看姚鼐与宋学

本文从《桐城麻溪姚氏宗谱》中发掘出未曾被利用过的第一手资料,从桐城姚氏的理学家风、崇尚力行、表彰节孝等方面考察姚鼐与宋学的关系。由此可知,姚鼐尊崇宋学思想的形成与执着,应追根溯源于其家风。姚鼐反汉学、崇宋学思想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因素。     

《四库全书总目》的经学思想探原——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分纂稿比较为中心

汉、宋学术之争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争论之一,也是清代学术界长期聚讼的一个主题,清代前期的许多学者都卷入了这场学术大讨论中。编纂于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恰恰反映了这一清代学术发展的趋势和状况,提出了经学史上著名的汉、宋二派说,体现了明显的重汉学、轻宋学的学术倾向,其秉持的学术态度和倾向作为一种思想红线,贯穿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批评始终,成为《四库全书总目》经学观的精神内核和精髓。     

为什么是“新宋学”——陈寅恪文化学术理想

就中国的政治学术大传统而言．实际只有“经统”和“史统“两端。三代以上。“经“体“史”用。“经”主常而“史”顺变,“经”以道论而“史“以事言;体用一源,道器不离。三代以下,治出于二。“经”、“史”遂亦分途。秦末汉初．经学家尚不相应于时势的骤变,竞倡“革命”之说;史学家长于观变,反倒能以“变”为“常”。     

宋学侠教授访谈录

包天仁教授（以下简称包）：宋老师,今年《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杂志“热点访谈”栏目的主题是围绕我国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的基本理念,以及中小学英语教育教学与大学衔接,即“一条龙”管理。我们已经是十五、六年的老朋友了,互相也比较了解。您一直从事英语教师教育、教师培训以及教研方面的工作,在辽宁省乃至全国也有一定影响。     

论汉、宋儒学对《论语》“义”字诠释的分歧

“义”本义为“所宜为”,古代学者最初以“义”形容和修饰顺应正道的事物。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义”作为超越具体行为而存在的德目,已被学者普遍接受。《论语》中,孔子以“义”概括合礼之行。但孔子时代对“义”的诠释尚未触及“义”与行为主体的关系问题。汉学系统认为行为主体不可自行解释自我之行是否合“义”,因为“义”外于“我”,它是伦理规约。个体须学习以明“义”,个体行动的核心问题是“我”该怎么办;宋学系统认为“义”是理之一端,为各人自具,“义”当自内求。个体应以涵养工夫明“义”,并自行回答行动与“义”的关系问题,以回应“义”的自我道德要求。     

程晋芳著述考

程晋芳是清代著名学者,其治学主张兼采汉宋,于当时重汉轻宋之风气多有抨击,学识实有过人之处.然其著作散佚,获读不便,故后人于其学颇多误解.今搜罗残存诸本,考诸文献记载,欲为学者研究其人其学提供些许方便.     

韩愈治潮的思想史意义

韩愈的治潮观念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经术上,韩愈坚守了先王之道与对君子固穷的信仰;政事上,韩愈推行了安民除害与尊孔兴学的善政;传承上,韩愈招揽弟子并且受祭于潮,成为一方宗师。韩愈作为潮州宋学的先驱,其治潮举措是宋学在潮州历史上的第一次实践。     

曾巩书序考论

曾巩书序今存２０多篇,内容分为两端：一为整理古籍所作,一为当代文集所作。前者篇数多,而且很有名,后世目录学著作多有采录,《文献通考·经籍志》几乎篇篇全文转录。但这两类书序,真正合乎“提要”性质的只有《陈书目录序》和《李白诗集后序》。曾巩为文志在明道而好议论,其书序除上指二文外,每篇几乎都有一段“大议论”。这些对考察曾巩的思想很有帮助,就其中当代文集序而言,可获悉曾巩的交游及文集作者的一些概况,也可察觉到他对当时执政要人乃至前代皇帝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