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法系检察量刑建议制度比较及其启示

检察机关推行量刑建议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产物,学理上还有一些争议,实践中尚处于摸索和总结阶段,对我国而言尚是一个新事物.查阅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的一些做法,发现两大法系在某些理念、操作上有相通之处,但发展模式却相当迥异,这种迥异不仅体现在微观的细节上,更源自于其历史传统、法律文化和诉讼理念等方面的差别.我国如何借鉴和吸收两大法系的有益经验,完善我国量刑建议制度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量刑背景下的量刑证据

量刑证据研究,不但在理论层面可以拓展传统证据法学的领域以及为构建完善的量刑程序奠定基础,在实践层面,量刑证据规则的运用,也能有效约束法官在量刑中的自由裁量权以及促进诉讼民主。本文从量刑证据地位的必要性入手,分析了量刑证据在实际中运用的困境及原因,继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以期对量刑程序改革中的证据运用问题有自己的观点阐释。     

完善量刑建议权的几点思考

检察机关开展量刑建议工作,是实现司法监督、提升司法公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举措。但是量刑建议本身是一项系统、复杂、长期的工作,目前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尚处于尝试在探索阶段,在法律制度安排、司法实务层面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建议通过加强量刑建议能力建设,构建量刑建议配套规则,明确量刑建议效力等方面不断加以完善。     

量刑自由裁量权

量刑问题通常被学界视为刑法理论的缩图,在英美,量刑更是刑事法官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李斯特曾把刑罚裁量权视为法官在黑暗中摸索的偶然与随心所欲的决定。立法活动追求公正的一般化,而司法活动体现了个别公正,那么,在量刑活动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何作用才能达到量刑的最大公正呢？     

从封闭走向开放：量刑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进路

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的限制与量刑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如何规范量刑、减少量刑的失衡是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共同关注的问题。有鉴于此,我们在对当前法官量刑现状与刑事庭审构造在量刑程序上的缺陷分析基础之上,对完善我国量刑制度提出以下对策：（1）设立量刑答辩程序机制,（2）严格贯彻量刑公开制度、判决书量刑说理制度,（3）逐步建立量刑指南制度,（4）设立量刑指导委员会。     

对非法行医行为定罪量刑的思考和建议

《刑法》第336条第1款中的“非法行医”，不包括具有医生执业资格证但未取得执业许可证的人非法行医。该种情形的犯罪行为。既不构成《刑法》第336条规定之非法行医罪，也不构成医疗事故罪，应以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量刑为宜。从长远看，有必要修改《刑法》第336条，将该罪纳入非法行医罪。并给予相当的刑罚。     

帮助犯获罪依据论

对如何解决暗中故意帮助他人犯罪行为的获罪依据的各学术观点进行了商榷.     

论汉魏时期的“不孝罪”及其量刑

《论语》有云:"孝悌也者,共为人之本欤","入孝出悌"是中国人的道德规范,孝道更成了中国人心目中衡量品德高下的重要依据。汉魏一脉相承,实行以孝治天下的国策。孝行既然是汉魏时期统治者倡导的道德规范,不孝当然成了汉魏时期最严重的罪行。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汉魏对于"不孝罪"有着特殊的量刑标准。对于汉魏时期所发生的"不孝罪"的类型及其量刑标准的分析,可以看出汉魏时期对于孝道的重视程度。     

我国相对刑事责任年龄规定的适用研究

关于我国法律对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的适用在刑事理论界和实务界存有不少争议。有人认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这一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却也越来越不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需要,但这一观点只是粗暴的转移焦点,应把重点放在如何从根源上降低青少年犯罪率上,其次,关于规定中八种情形的性质的相关争议和定罪规则一直没有达成合意,综合“罪名说”和“犯罪行为说”的优缺点,规范的“犯罪行为说”最具现实适用意义,最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对转化型抢劫不应承担刑事责任,但要对抢劫枪支、弹药等类似抢劫行为承担责任,并且不必修改现行法律规定中的“投毒罪”为“投放危险物质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