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与湖南宪政文化的兴起

清末新政是清朝统治者为了摆脱统治危机而被迫采取的缓和社会矛盾的"变法"活动,这场活动以经济改革为动因,最后波及政治改革领域。绅士在这场改革运动中成了首当其冲的对象,失去了传统的特权,出现了多向分化的新现象。湖南绅士也不例外,在改革的十字路口,他们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有的人当兵为民,走向下层;有的人经营工商,创办实业;有的人兴学育才,成为新式教育工作者;有的人办报编书,成为自由职业者;有的人投身革命,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但更多的人则以合法的手段,推动清末变法向政治领域延伸,促使湖南宪政文化迅速兴起。     

对第三者效力理论分析——兼论中国宪政建设

对第三者效力理论的全称是基本权利和自由对第三者效力理论,在宪法学上,对第三者效力理论是一个还没有定型的理论.但是,在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这一理论显得十分重要,从这个目的出发对这一理论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先秦“铸刑书”“铸刑鼎”之争的宪政思维新论

对于春秋时期郑国"铸刑书"和晋国"铸刑鼎"两大事件,过去人们一般只关注其"成文法"和"公布"的历史意义。"铸刑书""铸刑鼎"之争的宪政学意义,表面上看,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其深层含义,却体现了早期法家与早期儒家关于法律、国家治理的不同立场。如果说子产的选择反映了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伦理的宪政思维方式,那么叔向、孔子的态度则体现了理想主义的、思想家伦理的宪政思维方式。"法究竟由谁控制"的问题以及"所铸之法能否起到理想的治民效果"的问题,是双方争论的两个焦点之所在,也是儒法之争的实质之所在。     

我国宪法修改程序的宪政分析

宪法修改程序是宪法修改制度的重要方面,对规范宪法修改、维护宪法的稳定性、保障宪法的权威性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国现今的宪法修改程序却缺乏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我们的宪政精神也相去甚远。本文针对我国宪法修改程序的问题与不足,基于宪政的视角,结合宪政的法治、民主、人权这三大要义对其进行分析,进而作出宪政环境下我国宪法修改程序的思考设计。     

论法律人在美国宪政体制确立过程中的独特贡献

从“宪政辩论”开始,中经《独立宣言》制定、《邦联条款》制定、1787年美利坚合众国联邦宪法的制定与推动完法的被各州批准,到1791年12月《权利法案》成为宪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宪政体制终于在美国确立,其间以职业律师为主体的法律人一直居于领导层内主导与主力军的地位。他们如约翰·亚当斯所言,有“与任何人相当的财富、能力、学识、雄辩和敏锐”。其中的许多人除了有大学学历和曾在英国首都伦敦长期深造的文化背景之外还有丰富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知识。易中天先生在《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一书中认为是一群“蛮荒大陆上的乡巴佬”制定出了美国1787年宪法,与当时的历史实际不符。     

“利维坦”的命运——从霍布斯到施密特

＂利维坦＂是理解霍布斯政治思想的重要概念。卡尔.施密特号称＂20世纪的霍布斯＂,其思想受霍布斯影响颇深,他本人甚至还有一本讨论＂利维坦＂的专著———《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本文通过分析施密特对霍布斯＂利维坦＂观念的研究和批判,以及他对罗马天主教会基本架构的深入探讨,试图勾勒出施密特本人对自由法治的宪政国家的独特思想,及其理论中关于国家主权的发端、形成、构架等基本观点。     

清末资政院与宪政编查馆权限纠葛评析

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是清末宪政筹备时期的两大核心机构。由于军机大臣全体兼任宪政编查馆大臣,使得宪政馆所代表的行政权无限扩张,严重侵夺资政院所代表的立法权,引发院馆权限争执,使得表面上的院馆之争最后发展为资政院与军机大臣之争,并开日后弹劾军机大臣的先河,同时也折射出早期宪政史上中国立法权与行政权、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必然冲突。     

考证胡适先生对宪政与法制的解读

20世纪30年代的东方中国经历着政治危机,面临着经济及政治的转型。本文对胡适先生在这一时期对我国宪政与法制的解读进行全面分析,以望对其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对我国宪政文化建设的反思与新探:以网络问政为突破口

"民主与法治的分离"作为我国民主文化建设的瓶颈,同时,在我国当前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社会公众所扮演的"民主参与角色"起了巨大推动的作用,为此,特将"网络问政"引入我国宪政文化建设的历程,通过网络问政的规范化建设,实现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融合,最终达至宪政的实现。     

对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现状的几点反思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架构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存在严重缺陷。作为一项新事物,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我国目前尚未建立有效的行政公益诉讼,造成了行政法治在保护公共利益领域方面存在盲区,也即公共利益在受到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侵犯时得不到司法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