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五年的城乡统筹实践

成都从2003年起就试图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两个"改点"上去打破城乡二元体制,一年前的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都、重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项战略布署要求两地"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这对成都而言,不能不说是重担在肩、众望所系。5年来一直围绕"统筹"这两个字向着农村改革的纵深区突进,成为新一轮农村改革的"急先锋"。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统筹城乡发展开始被提上政府工作日程,成都实践也不失为其他各省市借鉴的经验。     

从“夷狄之国”到“九州一隅”：秦汉时期巴地的华夏化

“华夏化”是近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一大热门议题,它主要指某一地区进入和建立起华夏式政治体系,并且当地人群逐渐形成对华夏政治体系与华夏文化的认同过程。随着秦汉时期郡县制度、户籍制度、赋役制度和选官制度等政治制度在巴地的逐步确立与不断完善,一整套华夏式政治体系得以在巴地建立,当地人群对于华夏政治体系与华夏文化的认同随之逐渐形成,巴地也最终在这一时期内基本完成了自身的华夏化。     

农民离国民待遇又近一步

旧收容遣送办法废止和《救助管理办法》出台的最大受益对象并非流浪乞讨人员，而是广大中国农民，这将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     

户籍制度对劳动力转移制约的分析

劳动力转移服从成本-收益原则,劳动力跨区域转移遵循的基本法则是迁入地收益应大于迁出地收益和迁移成本之和.根据这一基本法则考察我国传统经济体制和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劳动力转移,可以发现二者的区别：在传统经济体制中劳动力转移主要表现为行政转移型,劳动力转移困难且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劳动力转移模式逐步转变为自主转移型为主,但以户籍为首的制度体系的存在,形成了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加大了劳动力的转移成本.对此,应从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出发,进一步深化劳动力流动的改革.     

试论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实行了多年,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户籍制度限制了公民的迁徙自由,阻碍了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其为依托的一些福利分配机制人为地制造了很多的不平等,还加剧了城乡的不平等,给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因此,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本文试图对户籍制度的改革提出几点建议。     

"两个为主政策"难以推行的原因分析

随着流动人口的增加,其子女教育难的问题也逐渐凸现."两个为主政策"是针为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问题提出的,却难以推行.本文分析了"两个为主政策"难以推行的原因,提出了建立"大户籍"制度和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建议.     

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作用及其开放条件研究

户籍是一个符号,也是一种资源,它可以解释秩序的建构与控制之间的关系,可以阐释中国社会结构分层和流动的现实与机制。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户籍制度的闸门逐渐敞开放大,但应该放多大,什么时候完全放开,都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从思考社会理性、平衡社会经济发展、妥善安排社会保障、实现城市化、人口双向流动等多重因素可以阐明户籍闸门的开放条件及程度。     

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安全问题关系之初探

农民工与城市社会安全状况的恶化没有必然的联系,造成人们把两者联系起来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户籍-身份制度及部分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消除歧视、用新的户籍制度代替传统的户籍制度能够增加城市的安全系数,有利于构建城市和谐社会。     

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历史演进(1978—2008)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传统的二元户籍制度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为此,国家对原有户籍制度作出了一系列调整,使户籍制度改革经历了从二元框架内的局部调整到对二元框架的有限突破,再到致力于建立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的构建的三个历史时期,从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历史演进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