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对纳西族尚武精神影响的研究

在清朝雍正元年以前涉及纳西族的文字中,都把纳西民族记载成尚武好勇的民族精神,但是雍正元年改土归流之后的一些史料中记载纳西人＂性柔弱＂、＂生性懦弱＂等。本文通过＂改土归流＂对纳西族社会的影响,来探析＂改土归流＂对纳西族尚武精神的影响,认为＂改土归流＂使纳西族民族的尚武精神从感性阶段发展到了理性阶段。     

从“田舜年案”看康熙朝容美土司未改土归流的原因

康熙朝发生的“田舜年案”,导因于容美土司与地方官、容美土司内部之间的矛盾,围绕“田舜年案”的处理,引发了容美等土司改土归流问题争议。康熙帝鉴于漠西蒙古的威胁、湖广苗疆形势严峻、容美土司周边局势等原因,对“田舜年案”涉案土司及官员以革职、安插内地、降级、罚俸等处置,并未对容美土司实施改土归流。     

云龙历史上的土司制度

正云龙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有白族、阿昌族、傈僳族、彝族、回族、苗族、傣族、汉族等8个世居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早在先秦两汉时期,这里就是嶲、昆明、僰、比苏、哀牢人等众多古代族群活动的地方,唐代以降,摆夷人(今傣族)、阿昌族、蒲蛮人(今布朗族)、僰人(白族先民)、傈僳族、彝族罗武人等逐渐成为了云龙境内的     

论外来物种引入之生态后果与初衷的背离——以"改土归流"后贵州麻山地区生态退变史为例

清雍正“改土归流”前,贵州麻山地区属于“生界”,改土归流过程中才着手在这片新开辟的土地上设置行政机构,对当地的苗族居民实施有效的直接统治。清廷出于确保税源和施惠于民的考虑,先后向这一地区引进多种外来农作物,并由此引发了当地苗族传统生计方式的巨变。这些政策执行之初,都收到了良好的成效,但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引进的外来作物与当地特有的自然与生态背景不相兼容,以至于随着这些外来物种种植规模的扩大,对当地自然与生态结构的脆弱环节构成直接冲击,经长期积累后,到了民国后期,终于以大面积“石漠化”生态灾变形式暴露出来。分析这200余年间的历史过程,集中表现为决策的初衷与其导致的生态后果相背离。     

清代“改土归流”中的藏族教育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清代"改土归流"中的藏族教育进行研究。首先,论述清王朝在边藏地区兴学的目的;其次,讲在川边推行学校教育的措施;最后,谈"改土归流"中的藏地兴学对当时教育的影响。     

平播战争述评简

平播战争是一场以牺牲少数民族和地方利益来维护封建中央统治的战争.战争打破了播州人民平静的生活,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战争结束了播州的土司统治时代,改土归流客观上促进了西南地区的开发.     

贵州的改土归流和布政司的建立

贵州自元代起即普遍推行土司制度。建省以前，其建置分隶四川、云南、湖广等省管辖。实属三省边沿地带，互不统属，各布政司对其鞭长莫及，处于各自为政的零散状态。土地、人口属大小土司所有，庶民为土司头人的奴隶，过着非人生活。     

试论明朝对乌蒙等部的治理及其政治搏弈关系

分布于西南边疆滇川黔三省连接地区的乌蛮乌蒙、乌撒、东川、芒部等四个支系,由于从元到明的社会转型不顺,加之与汉族之间的文化差异,虽然明政府施行恩威二重政策,但仍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乌蒙等部"无事则互起争端,有事则互为救援".整个明代,乌蒙等部与明政府的关系在多数情况下以矛盾冲突的形式表达,为清代这一地区剧烈的社会动荡、改土归流与反改土归流事件的发生打下了伏笔.其中虽蕴含着的历史必然,但明政府把边疆稳定作为重要的执政目的,对一切事情的处理都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前提下进行,这一点是十分值得重视的.     

民国改土归流与南甸土司制度变迁述论

清朝的改土归流完全没有涉及到地处“江外”的南甸宣抚司。中华民国成立后,民国政府对南甸宣抚司采取了渐进的改土归流,最终也没能彻底章除土司制度。但是民国政府对南甸宣抚司采取的一些改土归流举措,动摇和削弱了这一制度,这是毋庸置疑的。新型管理机构或共同或单独行使了过去南甸宣抚司独揽的权力,国家统一行政建制也逐步取代了自成体系的土司制度。这也为建国初期民主改革彻底解决南甸宣抚司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赵尔丰治边思想初探

1906年,赵尔丰任职川滇边务大臣,治理川滇边地。他的治边思想以农垦、兴学、设官、练兵、通商、开矿＂六要事＂为核心;主张加强边务大臣权力;边地继续推行改土归流,设置西康省;注意减轻人民负担;重视边地实业和交通运输业。在赵尔丰担任川滇边务大臣期间,边地各项事业有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