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禁海法令——财政危机下的艰难抉择

明代所谓“闭关锁国”“片板不许下海”的禁海法令背后并非由于“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文化思想封闭等原因,而是由于明代财政立法方面的缺陷导致的财政危机;禁海政策并非贯穿明朝始终,而是随着不同的经济动因变化而呈现不同面貌,其根源都在于明代财政制度所存在的天然缺陷;明初期的禁海政策只是为朝贡贸易作保障的临时性立法,其目的是弥补和挽救明初便面临崩溃的窘迫财政状况。     

朝贡关系下勿吉与周边部族民族关系探微

公元5世纪以来,随着夫余国的衰弱、高句丽政权的崛起,勿吉人不再拘泥于对一隅之地的追求,逐渐产生争霸东北地区之心理,勿吉与周边部族的民族关系遂产生变化。面对夫余国及其后裔建立的豆莫娄,勿吉国不断进行武力打击。面对逐渐崛起的高句丽政权,二者时而相互攻伐,时而相互合作攻打其他政权。从朝贡关系角度考量,夫余、高句丽、豆莫娄、勿吉与北朝政权均缔结朝贡关系。面对勿吉与周边部族关系变化趋势的不同情况,北朝政权对东北地区不同民族政权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面对逐渐衰弱的夫余国以及势力较弱的豆莫娄,北朝政权默许勿吉的武力打击,而面对高句丽政权,北朝政权则是要求勿吉与其“宜共和顺,勿相侵扰”。     

土木之变新论

土木之变是明代朝贡体制框架下明蒙之间发生的一次流血事件。其爆发并不是明蒙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而是诸多突发因素所致,其经过与明蒙朝贡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反映了汉、蒙两族相互需要的关系,同时也反映出朝贡体制对明蒙关系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变则通 通则久——从朝贡体系到条约体系转变的历史启示

两千多年来的古代中国,以儒家理论为基础,形成了一种处理外交关系的独特制度——朝贡制度,像处理封建宗族关系那样处理中国与其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逐渐由宗藩关系发展成为朝贡体系。这种体系曾经长时段发挥作用,有效维护着以中国为“天下”中心的“国际”政治秩序。然而,历史发展到近代,亦即到清帝国后期,随着新航路开辟而来的西方商业文明和殖民侵略的冲击,     

中国古代政权间的“称臣”

中国古代政权问的“称臣”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为“臣服”,需要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实力对比。有的确实是意味着完全被统治“臣服”;有的却只是某种程度的屈服或依附,称臣者并未丧失对自己政权的实际控制;有的只代表了一种强弱政权间的朝贡关系;有的甚至只是一种名义。     

明清时期中国与苏禄国关系史研究略论

古代苏禄国与中国的交往可追溯至唐宋时期,而古代中菲关系史更是可以追溯至公元三世纪的三国时期。明永乐时期,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三王的突然来朝将两国关系推向了高潮,但自永乐二十二年后至清代便断绝了朝贡往来。三百年后,于康熙年间,苏禄国复又请求朝贡,雍乾时期的三十多年间仅官方朝贡就这六次之多,民间往来更是数不胜数。古代中国政府对苏禄国的朝贡一直采取的是怀柔友好的政策,这对中菲的国际交往、对外关系等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明朝中外交流的渠道——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是明代长时间官方所认可的对外贸易的唯一合法途径,拥有明确的规定与体制,在明朝的对外贸易经济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其封闭性和垄断性严重阻碍了民间对外贸易的发展。本文根据明朝的各种史料和前人的研究,论述明代朝贡贸易的发展与兴衰。     

实际政治与观念想象的差异：天下、四夷、朝贡、敌国

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至少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那个时代,也许更早些时候,中国人就在自己的经验与想象中建构了一个“天下”,他们想象,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世界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大地仿佛一个棋盘一样,或者像一个回字形,四边由中心向外不断延伸,中心是王所在的京城,中心之外是华夏或者诸夏,     

清代蒙古朝贡法律制度中的多元法文化

本文通过梳理清代多元法文化存在的主要原因,概括清代蒙古朝贡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分析并说明清代民族法制中所蕴含的多元法文化的具体样貌,由此论证文化存在与法制发展的互动性。     

明清粤闽海商的构成与特点

海商,系指从事海上商业活动的商人,尤其是指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明清两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对外贸易更加兴旺发达。国内不少商人集团,特别是以粤、闽商人集团为主,开始把商业目光从国内市场转向海外市场,纷纷利用自身的经济实力与能力,组织参与海外贸易活动,即内商外贸或海商外贸。明中叶以后,中国海外贸易也开始了新的转型。过去以政府官方贸易或外国商人的朝贡贸易为主,嘉靖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