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外交流的渠道——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是明代长时间官方所认可的对外贸易的唯一合法途径,拥有明确的规定与体制,在明朝的对外贸易经济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其封闭性和垄断性严重阻碍了民间对外贸易的发展。本文根据明朝的各种史料和前人的研究,论述明代朝贡贸易的发展与兴衰。     

明代温州海洋贸易

温州自唐代作为浙东重要的海洋贸易口岸以来,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明前期,政府并未沿袭宋、元在温州设置市舶司,但温州在明前期的朝贡贸易中依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明中后期,尤其是嘉靖以后,随着朝贡贸易的衰落和私商势力的崛起,温州海上走私贸易盛极一时。     

论明代会同馆与对外朝贡贸易

明代会同馆在明代朝贡贸易较为兴盛的前朝、中期分别由兵部及兵部和礼部掌管。会同馆对于贡使从吃、喝、穿、住到看病、交易等方面给予照顾，以体现天朝大国“怀柔远人”，其目的是彼此相安。同有朝统治者也对海外诸国朝贡贸易作出了限制，采取封闭自守政策，从而刀碍了中国人对海外世界的认识。     

论"闽人三十六姓"在中国海外移民史上的特殊性——东亚朝贡体制下的海外移民个案分析

“闽人三十六姓”,是明朝政府赐给琉球以发展该国与中国的朝贡贸易的移民。与同时期同属于中国朝贡体制下的东南亚国家的其他海外移民相比较,这支移民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比如他们是明朝的政治移民,人数不多,最初仅为“三十六姓”,且明代“三十六姓”在琉球的发展,曾一度出现凋零,以致于后来有万历“再赐”和琉球国王“补姓”之举。尽管如此,他们在琉球的特殊地位与深远影响却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往往身居高位,有担任权倾朝野的国相,有担任举足轻重的法司官,相当多的人都获得爵位,担任紫金大夫、正议大夫等官职的人比比皆是,在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中,他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支移民的身分、构成、在居留国的地位与影响都具有特殊性和典型意义,是以往华人华侨史研究中所忽略的问题。     

高句丽与日本的早期通交关系

高句丽与日本都是古代东亚世界的重要政权,影响了东亚世界的历史进程。两国之间既有国家利益争夺中呈现出的军事战争,也有和平友好的交聘往来。高句丽方面涉及其与日本间发生联系的记载仅见于《广开土王碑文》,但该碑的记录呈现的仅是5世纪之交高句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并且只是二者间的战争情况,没有友好往来的记述,这是因为历史上高句丽不重视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另外,地缘因素也影响了二者通交往来,因为高句丽位于朝鲜半岛的北部,而西南部是百济,东南部是新罗,日本则位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的日本列岛之上,地理位置的阻隔成为影响高句丽和日本交往的重要障碍,二者之间在早期交往过程中不可能建立“称藩”与“朝贡”的关系。     

殖民时代南洋发生的两次排华事件

当西方国家对南洋实行殖民统治时,中国对南洋仍然沿袭传统的政策,甚至对南洋发生严重排华事件时,并没有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保护侨民利益。这里列举《海国图志》中的两次排华事件,以此来研究鸦片战争之前的几百年间中西在南洋的对抗与融合。     

清朝前期中国与苏禄关系考

清朝前期,在对外关系上,继续秉承"厚往薄来"的传统,实行以友好往来为宗旨的较为平等的外交政策,东亚、东南亚及周边诸国慕风向化,纷纷遣使入华朝贡。苏禄是较早恢复朝贡关系的国家之一。雍正年间,苏禄遣使入华朝贡,从而确立了对华朝贡关系。乾隆年间,苏禄频繁遣使入华,中国与苏禄的友好关系更为密切,成为当时中国与南洋诸国关系的典范。     

朝贡制度的崩溃与近代外交制度的建立

朝贡制度曾是中国历代王朝处理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但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朝贡制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并为近代外交制度所取代。朝贡制度的终结,是中外朝贡关系和宗藩体制瓦解的必然结果。而近代外交制度的建立,则是在中外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清朝统治者从自身利益考虑出发被迫作出的选择。     

明清朝贡制度之比较

中国自汉代实行朝贡制度,唐代走向成熟,明清两代发展到完全成熟时期。清代的朝贡制度是对明朝制度的沿袭,但同时,两者由于存在的历史条件、存在的方式不同,导致两朝统治者对这一制度的认识也不同,朝贡贸易在朝贡关系中也居于不同地位,朝贡关系的实质也发生变化。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是明朝对朝鲜外交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历代冠服给赐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明朝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以及朝鲜的实际情况对不同人员赐以不同品级的冠服,并将冠服给赐与对朝鲜王室的册封相结合,展示了明朝与朝鲜之间的朝贡藩属关系,反映了明朝的等级尊卑观念与制度,是明朝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