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

清华四大导师 一生任教63年 1919年,28岁的赵元任被聘为康奈尔大学物理讲师.转年,作为清华学校优秀生,赵元任应聘回校任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讲师.1921年,赴美任哈佛大学哲学讲师.1925年,清华学校增办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33岁的赵元任被聘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兼哲学系教授,并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研究院"四大导师".1929年,清华国学院结束,赵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1931年梅贻琦卸任清华留美监督,回国接任清华大学校长,赵元任受命接替清华留美监督一职,一年后回国.     

“欧游”后梁启超国家观的转变及其局限

"欧游"后梁启超提出了建设"世界主义的国家"的主张,通过对个人、国家、世界之关系的重构,为国家建设重新确立了"个人"和"世界"两个维度的价值规约。这一国家观的转变显然超越了其前期的思想,但是这种传统主义的价值取向并不能为现代国家的建设提供真正有效的规范和约束。     

民初反袁舆论斗争及其局限性刍论

袁世凯帝制自为,受到中外进步舆论的一致谴责。在反袁舆论的影响上,梁启超执其牛耳;在反袁政治主张方面,孙中山水平最高;在思想文化领域对袁世凯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则以李大钊最为彻底、最为深刻。他们作为三种不同政治势力的代官人,实际上代表了历史转折时期三种不同的发展趋向。     

梁启超宪政思想评析

每个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会产生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是适合时代需要的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等。他们走在时代的前列,他们影响着历史,领导人民前进,他们的行动、言论、思想,引领着时代风气的形成,激荡着潮流的前进。他们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他们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学习,从中汲取经验,获得知识。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宪政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梁启超增说:"吾二十五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与中国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因此,研究他的宪政思想就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乌托邦精神——试论梁启超翻译与创作的政治小说

由于受工具论观念的影响，学界对梁启超翻译与创作的政治小说的研究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文章从乌托邦思想理论的视角考察政治小说的存在理由。作者认为，政治小说是晚清精英知识分子乌托邦精神的表征，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追求。     

君史与民史的变调——以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为例

"君史"与"民史"之争为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学界热议话题。新近整理出版的四部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屠寄的讲义已多少染上了一点民史的色彩。陈黻宸的讲义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公理与公例,专门讨论"社会之原理",是对君史的一种对抗。王舟瑶置学术史于第一位,也有疏离君史、接近民史之意。但王舟瑶认为旧史学中有君亦有民,不能引申为旧史学只是君史。汪荣宝大讲清代政治、军事和外交,叙述爱新觉罗一姓之兴衰,所编讲义基本上可以认定为一部清朝君史。于是,我们观察到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编纂民史者,反对摒弃旧史学;撰写君史者,又深谙新史学。君史与民史在京师大学堂的讲台上共同演绎了史学的变调。这或许不合乎人们固有的印象与想象,但却可能更接近清季史学的真相。     

民国初年梁启超拥袁与反袁的政治思想演化论析(下)

民国初期，梁启超由拥助袁世凯到反对袁世凯，乃是一个思想演进过程，梁袁思想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宪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分歧，二是爱国与卖国的分歧。梁氏的战斗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发表，是他高举反袁复辟帝制义旗的标志。     

论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基本特性

尚用、开放、新变是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基本特性。求实尚用是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基本品格，也是其小说理论建构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以为我所用的民族立场为核心，向着一切异质化开放是梁启超小说理论的基本风貌，亦是其取得重要理论成就的方法论基石；超越传统、超越自我的批判精神与探索精神使其小说理论体现出求新求变的时代风貌与价值取向。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的酝酿、发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梁启超的社会改造学说促进了五四运动思想气候的形成；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是粱启超领导的晚清文化革新的继续和发展；梁启超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因此可以说，梁启超对五四运动是有所贡献的。但也应该看到，在主观上，梁启超并不想发动五四运动。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及吴皖学术的评析--纪念戴震诞辰280周年

本文介绍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考据学派的吴、皖分际，评述了他们褒皖抑吴的学术取向，并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章、刘、梁褒戴抑惠的原因。提出在清代考据学中，惠、戴并立，且惠启发了戴，戴又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