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雍时期川、滇、藏行政分界的两个问题

清代川、滇、藏行政分界是康熙雍正时期加强藏区治理,确保川藏大通道畅通及区域稳定的重大措施之一。清中央政府决定川、滇、藏行政分界并推进其实施,是康熙雍正时期西藏、相邻地区及全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分析史籍文献记载,可以认为清代川、滇、藏行政分界实际始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川、滇、藏行政分界的计划并非在短时间提出,也并非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实施。此次行政分界有一较长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至雍正十年才最后结束。雍正《四川通志·西域》、《西域全书》、《西藏志》、张海《西藏记述》及陈克绳《西域遗闻》等清代早期西藏地方志的有关记载,可补实录等记载之不足,其资料价值值得注意。     

汪琬隐逸思想探寻

被文学史誉为“清初三大家”之一的汪琬，不仅以“古文名播海内外”，而且还是吴中著名隐士。“仕而隐”是吴中文士惯有的传统，而再仕而隐则是汪琬独有的经历，他的二度仕而隐颇让人费解。     

清代北方边疆建置研究——以蒙古地区扎萨克制度为中心

当前民族大融合的建置体系,得益于清朝在边疆地区设置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置,包括蒙古地区的扎萨克制度。清政府通过扎萨克制度将蒙古各部分为内扎萨克蒙古及外扎萨克蒙古等。扎萨克制度的实行,使清政府加强了对蒙古各部的有效统治,迎合了清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使蒙古各部成为抵御沙俄入侵的屏障,维护了清朝北方边疆的安全。     

近十年来的清代前期西北经济史研究

近十年来(1994-),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西北史研究逐日升温,各个时期西北经济史的研究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就清前期西北经济史的研究而言,参与学者众多,研究成绩斐然,在很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突破性进展。仅从论著的数量来分析,据不完全统计,出版相关专著共15部,发表相关论文共80余篇。但在成绩之外,也有许多不足还有待弥补,许多新的学术增长点还有待进一步开掘。     

《花月痕》双重含义的阐释

本文运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符号矩阵理论,来分析《花月痕》文本的双重含义.即行动与价值的二元关系,以及个性与权力、金钱的关系,试图对《花月痕》进行一番全新的阐释.     

长江万城堤荆州杨林矶志桩水尺

长江流域设置水尺的历史悠久，此文介绍荆江大堤荆州杨林矶志桩水尺的缘起，设置以及水文记录。     

清代方略馆及其编纂活动述略

方略馆主要负责编纂"方略"史书,是清代特开的官修史书机构。始设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编纂《平定三逆方略》时,置于内阁,有撰事则设,书成即撤。乾隆朝成为常设史馆,隶属军机处。晚清以降,逐渐衰落。方略馆机构职掌明确,人员管理制度严格,不仅纂修方略,而且参与纂修诸如《皇舆全图》《皇舆西域图志》《大清一统志》《满洲源流考》《明纪纲目》等书籍。方略馆编纂活动见证了清代由大乱走向大治、从鼎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过程,在不同时期扮演着构建清帝"大一统"之主地位、昭示国家疆域"大一统"之盛、维护统治秩序、重塑清廷统治权威等多面相的角色。本文梳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及其它文献史料,拟对方略馆沿置始末、机构职掌与人员管理、方略编纂活动及特色等问题进行深入系统探析。     

文化互动:"扬州二马"与"扬州八怪"——考察清代文艺发展的一个视角

清代前期,商业文化对文艺美术发展影响深刻,"扬州二马"与"扬州八怪"之间的文化互动的史实、缘由及其影响即为这方面的典型个案.对这一典型个案的考论,是正确认识清代文艺美术发展状况的一个有效途径,也可补正梁启超有关清代文艺美术"价值极微"的观点.     

清代湖北书院学生管理

清代书院发展规模达到全盛时期,处于官、民共管状态,在学生管理方面有一定的灵活性、自主性,有益于人才培养。以湖北书院为考察中心,主要表现为招生民间大众化、学生自治自主化,言行和道德统一,奖惩升降制,为读书人提供优厚良好的读书环境。透视古代书院管理经验,以资当今学校学生管理借鉴。     

“天桥双碑”变迁再考——从几件清代档案谈起

“天桥双碑”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敕建于天桥两侧的两块石碑,两碑矗立于天桥两旁,形成了“一桥双碑”这一清代北京中轴线南端的重要历史文化景观。根据相关清代档案梳理了“天桥双碑”的变迁过程,揭示“天桥双碑”变迁的历史真相,以期进一步丰富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