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四库全书总目》研究论文综述

90年代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研究，不仅继承了传统的研究模式，而且在此基础上又有所突破与创新，对《总目》的价值及其深层的内涵进行了全新的探讨与研究，诸如《总目》的经世价值取向、文化价值、经学观、西学观、文风观等，将《总目》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严羽对《诗经》的态度新探——以《沧浪诗话》和严羽的创作实践为考察中心

严羽的《沧浪诗话》在有宋一代诗话中堪称中流砥柱,对元、明、清的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沧浪诗话》所具有的一系列几近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独到的诗学理论,使得严羽《沧浪诗话》的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重点,如其中的"妙悟"说、"别材别趣"说,以及提倡师法盛唐的诗学主张都是后人理论研究的焦点。但《沧浪诗话》中一个最基础的问题,理论界却一直没有达成共识,那就是关于《沧浪诗话》中《诗经》的遮蔽问题。从传统诗学的角度来讲,《诗经》作为经学化的诗学源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却一再削弱《诗经》的权重、弱化《诗经》的影响。本文拟从严羽本人的诗学理论和其个人的创作实践两个方面来进行一个尝试性解读,揭示《诗经》在严羽理论中"隐"的状态和个人创作实践中"显"的状态呈现一种互动,进而明确严羽对《诗经》以"用"示"尊"的态度。     

廖平新经学转型及其意义——以中国哲学主体性建构为中心

廖平的早期经学备受肯定,而中晚期经学思想历来多为负面评价,或曰“越变越奇”,或曰“经学终结形态”,评论者多从意识形态角度视之为旧的思想形态和学术范式的没落.若将廖平一生的学术思想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结合近现代学术思想大背景重新看待廖平的中晚年经学思想,其中晚期经学思想应对古今中西之争,并为中国哲学主体性建构付诸努力.观照廖平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其新经学转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     

西汉礼学论略

经由先秦时期对礼的探讨和理论阐发。至西汉之世，随着统治者由对“无为而治”黄老之术的偏爱转向“罢础百家，独尊儒术”的经学取向，以及与此时势相应思想界由黄老之学向儒家经典转向的张扬，礼学思想因社会转型的需要。在政治和思想交互作用取向下应运而兴。在此思潮之下，三礼之学规模粗具，各有传人，各具致思，且颇与政治、世运相起伏。虽其未能大行于世。然已俨然参与到寻求社会治乱之列。尤可注意者，司马迁、班固对礼学演进所作的梳理和总结，开启了礼学学术史的门径，且成为此后历代所遵循的一种范式。     

《荀子》用《诗》特征及诗学意义

在《荀子》一书中,引用《诗经》有83处。除大量引《诗》外,还有一些论《诗》的内容,这都明确地反映了荀子的一些诗学观念。荀子既谈其内容和旨意,又将其统摄在圣人之道之下,视之为道的载体,指导人们修身、从政,很大程度地将《诗》道德伦理化和政治化了,为汉兴以来《诗》的经学化奠定了基础。     

传统诗经学对《诗经》的文化还原

传统诗经学忽视“诗本义”而却以解经为主流,故一直受到学术界非议。本文借助哲学文化人类学原理,对传统诗经学对《诗经》的文化还原进行了审视。笔者认为“诗本义”让位于《诗经》的文化解读根源于《诗经》的文化本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诗经》的文化解读主要体现在历史、礼仪、伦理等三个层面。《诗经》的解读过程其实就是历代学人对中华文化的参与构建过程。     

永嘉南渡后南北经学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学,而儒学的核心则是经学。自汉代儒学一尊,崇奉孔孟以来,“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四库全书总目》)。其中,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是经学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也是南北经学分立的时期。永嘉丧乱,中原衣冠南迁,北方学术随之南播,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经学,大规模传入江南。淝水之战后,随着南北对峙局面的确立,经学也逐渐形成了“南学”与“北学”之分,清代经学家皮锡瑞称这一时期为“经学分立”的时代。所谓“南学”,是指承袭魏晋学风,博采玄老众学,不拘家法,随意发挥的南朝经学。元嘉十五年,宋文帝立“儒、玄、史、文…     

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

晚清以降,国势衰危,随着西方东侵、西学东渐,经典不再是士大夫发挥政治与文化理想的最高思想资源",六经皆史"遂成为流行的时代思潮。本文主要联系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与民国新史学家提出的"六经皆     

民国初年关于祭孔问题的争议

自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从此走入所谓的经学时代（以儒学为国家统治思想）,绵延两千余年而不绝。孔子也被累世追封,从汉平帝时加封“褒成宣尼公”,到唐玄宗时加封的“文宣王”,到宋真宗时加封“至圣文宣王”,再到元武宗时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由生时自称的“从大夫之后”,一直被追封到王公的待遇。在明成化、弘治年间更一度上升为大祀。后嘉靖皇帝降格为中祀,定封号为“至圣先师”。清代顺治年间一度加封“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后又改回“至圣先师”。康熙年间,一度拟议升大祀,后因故未实行。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更是被西太后慈禧下诏荣升大祀,达皇家规制,与祭天、祭地、祭太庙、祭社稷一起,恩荣优渥,显赫无比。但是,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清王朝被彻底推翻,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也宣告终结。而伴随着帝制的终结,与帝制时代并行两千年的祭孔典礼,一时间也被推向历史的风口浪尖,备受争议。本文将围绕民国初年的祭孔问题做一论述,以为今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