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五经大全》编次考辨——兼论当代图书馆对该书的插架问题

《五经大全》是明初官方组织编纂的重要经学丛书。该书以宋儒经学传注的影响力为标准,对宋元经说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总结,并将其各个分册按照《易》、《书》、《诗》、《春秋》、《礼》的顺序进行排列。这种不同于传统"五经"排序的新编次,反映了明初学者对宋元经说全面总结、区别对待的学术态度,代表了明初经学的特点。清代学者没有认识到《五经大全》的编次意图,甚至依据清人自身的学术标准破坏了该书的原貌,让后世学者在插架、著录、称引、研究该书时产生了同样的偏差,使《五经大全》的真实面貌和学术价值被长期埋没。本文利用文献与实物证据,考辨《五经大全》的原初编次;利用图书馆插架与馆藏目录的编制恢复此书的原貌,既是古籍整理的必要工作,也将有助于对《五经大全》和明代经学的深入研究。     

戴名世学论

戴名世经学、史学兼治,并着力于子学研究。戴氏治学特色鲜明,他的治学折射出了明清之交那个特殊历史时段学术转轨变型的重要学术讯息。     

今传《古文孝经指解》并非司马光原本考

北宋司马光《古孝经指解》所据经是目前传世最早的《古孝经》，南宋以来凡谈《古孝经》都依本于此。清鲍廷博还将“指解本”经提出来，冠以“宋本古孝经”之名刻入《知不足斋丛书》之中，《四库全书》也照样收录。今人还用传世“指解本”与日本传《古孝经》相比较，认为“日本传本比‘指解本’时代更早、内容也更可靠”。本通过考察传世“指解本”《孝经》和大足石刻范祖禹书《古孝经》，发现今传《古孝经指解》并非司马光的原本，而是经过后人改编，将其与范祖禹《古孝经说》、唐玄宗《今孝经注》相合并，在经上已有很大改动，已不再是司马光作《指解》时的原本了。后人根据传本《指解》经来考察《孝经》的今古问题是非常靠不住的。本认为，为了恢复司马光原书的旧貌，应以大足石刻本“古”对传世《指解》进行重新整理和校正．     

经史才之薮泽也--黄宗羲的经学思想

黄宗羲宗承王阳明,曾师从刘蕺山,但在很多方面他超出了师承的范围,其经学思想就是一例。黄宗羲在主持甬上讲经会、讲授蕺山之学的过程中,阐发了自己的经学思想。其中,有很多见解属创见性的观点,诸如把经书客体化、对象化,作为整体来研读,否决理学对经义的独占,批评义理阐释的功利主义,强调经学的事功思想等等。这些思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心学与文献、心学与现实以及心学与佛老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对于清代浙东乃至全国的学术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慎《说文解字》对东汉经学的贡献

在东汉中期以前,今文经学由于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为了捍卫古文经学。许慎作《说文解字》,为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今文经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利用文字训诂的方法来探求古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本义,其实可靠,信而有证。     

乾隆朝“保举经学”考述

制科是皇帝临时下诏设置的考试科目,乾隆朝开设“保举经学”制科,是在乾隆帝特别尊崇和重视研习儒家经典的历史背景下举行的。保举经学的过程中遇到一些实际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此科取中者仅4人,均是明经行修之士,名实相符,众望所归。它虽只举行了一次,但对清代学风的转变和国史馆修史中“儒林传”的确立,有很直接的作用。     

莫友芝《郘亭知见书目》版本考据学条例述

莫友芝是清代中叶重要的学者,在藏书、品书、目录、版本、诗文诸多方面均有成就。《郘亭知见书目》一书是他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所做笺识的辑录,由其后人莫绳孙编为十六卷。版本记录始于宋时《晁志》《尤目》,其后成为以后不少目录学著作法式。莫氏全书对版本多有留意,既用多种方法考据版本,又据版本考据图书的相关作者、年代、内容,表现出全面而系统的版本考据学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对创造教育的负面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由中华民族在东亚大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创造的古老文化。其精华与糟粕并存。本文从传统文化重群体轻个体、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以儒家经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特色以及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如从众思维、定势思维、对权威的敬畏等方面入手,分析和阐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对当前创造教育的影响。     

顺阳范氏家学学风考述

基于魏晋南朝时期的儒学衰微与经学不振,尤其是魏晋尚虚浮华、通达悖礼等时风对儒学的冲击,顺阳范氏整个家族自觉于儒学的振兴与经学的昌明,以其独特的家世经学与笃厚的经学信仰独行于玄、佛日盛的世俗。世代儒业的顺阳范氏在家传经学（家学）、学有专长的基础上,以儒家伦常一以贯之而又综通群籍,从而形成了迥异于这一时代的崇儒尚经与博学多通之家学学风。     

经学研究应以文献学为基础

在两千多年的学术史上，经学始终处于统治地位，经学在古代书目的分类中一直处于首位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古代经学的首要任务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难免会对儒家的经典著作进行种种曲解。我们今天从哲学、史学、文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角度对经学重新进行审视，势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文献学为基础方能奏效。今试以《关雎》为例，略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