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构建系统而全面的中国考据学理论体系——《考据学论稿》读后记

考据学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之学,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在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居于核心的地位。汪启明先生《考据学论稿》一书,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和研究,构建了系统而全面的考据学理论体系。全书举证翔实,见解独到,是考据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功范本,诚如赵振铎先生所言＂这样的成果还不多见＂。     

简析胡适的家庭教育观

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颇具影响的学者,他既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仅就中国的文化教育问题而言,胡适毕生倾注了大量精力对其进行研究,他将西方实用主义的方法论与乾嘉学派的考据学方法会通而形成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思维方式对于学界影响极大。     

罗尔纲的考据学理论探究

罗尔纲的考据学理论是在乾嘉朴学的基础上运用与发展而来的。其历史考据以辨伪为特色,金石考据则重视证据与注解,采用对勘法与假设求证法,以审名实、重佐证、体人情、证缘由为主要考据原则。他的考据理论对于当代的考据学、档案学研究有着莫大的助益。     

《戴震考据学研究》序

今年6月,我受安徽大学中文系邀请,前去主持博士论文答辩及讲学.在合肥的几天里,道彬一直陪伴左右.道彬是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目前正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因这双重身份,他热情地接站、送行,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陈垣与清代考据学

陈垣与清代考据学有着深厚的渊源。他继承、发展了清代考据学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经世致用的优良学术传统。晚年,他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学术宗旨,完成了对清代考据学在史学理论上的超越和升华。     

荟萃唐宋众诗家，掀开集句新天地--评《宋代集句诗研究》

张福清著《宋代集句诗研究》是在其《宋代集句诗校注》文献整理根基上的精心撰构之作,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宋代集句诗之发展及价值的论著,在宋代集句诗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或奠基意义。该著系统地对宋代集句诗作家与作品进行了较为翔实可靠的研究,第一次较为成功地完成了宋代集句诗之单体文学发展史的撰写,并较为准确地体现出这一文体之演变流程与发展脉络。同时,在充分认识集句诗之“集”所带来的信息密集之功能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可贵功能,将宋代集句诗所蕴藏的文化历史学研究价值及文献考据学价值发挥到极至,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集句诗拓开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派别

本文首先对考据学的内涵作了界定,然后讨论清代考据学的分期和派别.作者认为前人关于清代学术或经学的分期、派别的意见,只能作为探讨清代考据学分期、派别的参考,而不能简单套用.关于分期,作者认为应分四期第一期为清初期,包括顺、康两朝,特点是"汉宋兼采".第二期为清中期,主要包括乾、嘉两朝,作为过渡,雍正朝亦可划入,此期为考据学高峰.第三期为清晚期,主要包括道光、咸丰、同治诸朝和光绪二十五年甲骨卜辞发现之前.此期的特点是经今文学重新兴起,倾向于经古文学的正统考据学的绝对优势受到挑战,其绝对地位亦受到冲击,但还只限于量的变化,而并不是质的衰落.第四期为清末,即光绪二十五年甲骨卜辞发现以后.甲骨卜辞和敦煌遗书等出土文献新资料的发现受到学者的重视,开始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研究(如孙诒让),使清代考据学走上了新的阶段,并且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对第三期的评价和第四期的划分,尤为本文新见.关于派别的划分,作者认为关于清初期浙东、浙西两派的划分无异义;分歧主要表现在中期,作者认为传统吴派、皖派、浙东学派的分法,适用于考据学,而扬州学派的划分颇多混乱,在考据学上尤其难以成立.根据本文提出的构成学派的三个条件来看,扬州学术实为皖派戴学之流衍,并没有多少创新,根本构不成一个独立的学派,特别是从考据学角度来看,尤其如此.所以,当如刘师培在皖派戴学之后附论扬州学术为妥.     

乾嘉学派对《四库全书总目》考据观的影响和实证

乾嘉学派,亦称汉学、朴学或考据学派.其兴盛时期正值乾隆大修<四库全书>之时.乾嘉学派以朴实考经证史为特征,讲究"考证精核、敦兹实学",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编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对<总目>中考据观的形成和稳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扬州学派的基本特征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考据为特色的乾嘉学派。当时学术界分学问为三途:一为义理,一为考据,一为文章。乾嘉学派专门从事考据之学,学者们埋头故纸、皓首穷经,取得了辉煌成就,在中国学术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长期以来,     

乾嘉考据学与中国古典学的接续和转变

中国古典学的相对范畴,很难以清晰的文献边界划分,宜于从统一的方法层面着眼。在时间维度上,乾嘉考据学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位置。对其治学门径的探讨,可知其对前人的择善而行和在后世的延续发展,从而激活其治学方法在中国古典学这一领域的应用。在空间维度上,透视乾嘉考据学与西方古典学的核心方法论——语文学的异同,有助于突破传统意义上对训诂与义理关系思考的局限,从而在世界性与本土性的双重角度下,建立适合中国古典学的治学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