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山鸿踪（下）——2009年古籍秋拍聚珍

《小学钩沉》清乾隆间稿本及光绪甲申年（1884年）龙氏刊本计3册 从两汉至今,两千年学术史中堪称顶峰者有三：两汉、两宋与清。清学的主体即所谓乾嘉学派,亦称之为考据学和朴学,其学术成就及地位在中国学术史上极为突出。因客观历史原因所囿,     

扬州学派的基本特征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考据为特色的乾嘉学派。当时学术界分学问为三途:一为义理,一为考据,一为文章。乾嘉学派专门从事考据之学,学者们埋头故纸、皓首穷经,取得了辉煌成就,在中国学术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长期以来,     

乾嘉考据学与中国古典学的接续和转变

中国古典学的相对范畴,很难以清晰的文献边界划分,宜于从统一的方法层面着眼。在时间维度上,乾嘉考据学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位置。对其治学门径的探讨,可知其对前人的择善而行和在后世的延续发展,从而激活其治学方法在中国古典学这一领域的应用。在空间维度上,透视乾嘉考据学与西方古典学的核心方法论——语文学的异同,有助于突破传统意义上对训诂与义理关系思考的局限,从而在世界性与本土性的双重角度下,建立适合中国古典学的治学门径。     

学科建制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

在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语境中,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学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系统的科学研究而再现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原本状态、总体面貌、历史进程、科学内涵和思想实质而展开的科学研究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文献考据学和马克思主义文献诠释学两个方面.前者着重于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考据,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后者着重于对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义理的诠释,主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方面的研究.只有把考据和诠释统一起来,才能建立统一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     

从“经学即理学”到“六经皆史”说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开一代考据学之风。乾嘉年间，考据学发展至鼎盛，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流弊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反对为考据而考据，企图以此挽回一代惠戴之风。     

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戴震--以清末民初学者对其考据学之"科学"性的评估为核心

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等学者在总结清代学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引入了自西方而来的科学视角看待考据学,特别是戴震为代表的皖派考据学,力图在中国学术传统里发掘出西方式的科学精神或科学方法,以利于正处西学冲击下的中国学术实现现代转型.     

略论清代考据学家对于考古资料的利用

清代考据学家注重收集、整理考古资料，用以考证古书，校订文字，经历了一个从收集到运用、从自发到自觉、从局部到整体、从旁证到例证的过程，促进了文献学与考古学的逐渐结合。     

"考据学"中之陆王与近代心学重建

王门后学的异端化倾向与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相沟通,引发了近代唯意志主义的泛滥.康有为在其主观主义、"六经注我"式的"考据学"中,所发挥的公羊学体系矛头直指儒家天命论传统,以跪着造反的方式完成了与前者的历史性合谋.梁启超在心体的意志论蜕变与心本论重设中,构成了近代心学承前启后的关键性环节.     

陈启源对清代《诗经》考据学的贡献

陈启源作为清初著名的学者,在《诗经》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坚守《诗序》,一以《序》《传》《笺》为准的"稽古"思想,是陈启源弃宋返汉,转向考据学的前提与基础,对于复兴古学,解放人们思想,挽救当时颓废的学风有重要意义。他摒弃清初经世致用之学,以形音义结合、利用方音等手段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从事具体而深入的考证研究,力图探究经籍的本来面目,这种实证、求是的精神对宋明理学空谈义理的学风有极大地冲击,将《诗》学研究引上考据的轨道。他好学深思的稽疑精神和多闻阙疑的治学态度都表现出清初考据学者的特色,体现了清初《诗经》考据学的基本精神,对乾嘉学风的转向和考据学的繁荣有启示之功。     

乾嘉考据学的终结

嘉道之际，考据学爱到来自学派内外的冲击，面临着色机。社会环境的恶化，使经世思潮再度风行。今文经学以其倡言变易的特点与经世思潮相破合，并影响了新学术的发展方向，使学派意义上的考据学终结。